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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第一个阶段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一改变？
张伟然：第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完全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从禹贡学会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奔波。
国无宁日，社会动**，一直没办法坐下来好好地做研究。
可以这样讲，尽管禹贡学会造出了一种声势，但整个民国年间历史地理实际取得的成绩有限，不足以支撑整个学科范式的转变。
所以，才会有1950年教育部仍将“中国沿革地理”
列为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之举。
澎湃新闻：在第二个阶段，历史地理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张伟然：从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来说，第二个阶段特别重要。
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一边倒”
外交方针，学术也受到极大影响。
地理学里面，人文地理不能讲了，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讲经济地理。
地理学的基本结构也就分成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两大部类。
1949年以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个很大的特色是“以任务带学科”
，很强调地理学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起，历史地理学形成了三个重镇。
一个是谭其骧先生所在的复旦，一个是侯仁之先生所在的北大，再一个就是史念海先生所在的陕西师大。
谭先生从1954年起受命重编改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后来发展到编纂出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项工作前后绵延30多年，调动了全国的相关力量；除了复旦，其编纂人员还分布于中国社科院、南大、中央民院、云南大学等单位。
就算在“**”
期间中也只中断了3年。
出成果，出人才，可以说比较好地实现了“以任务带学科”
的目标。
侯先生和史先生虽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项目推动，但侯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中国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的工作除了在理论上对历史地理学不断进行阐发，主要围绕着城市（特别是北京城）、沙漠这两个历史地理专题而展开。
史先生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涉及的面非常广泛。
以黄土高原为中心，覆盖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政区地理、交通地理、文化地理、聚落地理等多个方面，而尤以自然、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侯先生、史先生下面都有一些学术助手，他们基本上跟着老师亦步亦趋。
澎湃新闻：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的学术增长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伟然：方方面面。
首先，整个知识体系变了。
历史自然地理，这一块过去是完全没有的。
沿革地理里面虽然偶尔也有点水道的内容，但那主要是资料排比，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内容。
然而到了历史地理里面，历史自然地理如历史气候（这一块主要是竺可桢先生和中科院地理所的团队推动起来的）、河道与湖泊、沙漠、海岸线、珍稀动物和植被变迁等内容，都成了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且是可以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决策提供参考的部分，因而很受重视。
经济地理这块，史先生关于黄河流域战国至隋唐的农业发展以及经济格局变迁的系列论文，也都是超迈往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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