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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他的工作证明，其实在清代骑田岭路与凤头岭路已经分开。
这样的工作，并不只是导言里才有。
随后在正文的展开中，作者将现场感紧贴笔端，一到需要它说话的时候，便汹涌澎湃。
表现最突出的我认为是上篇第六章的康熙后期水陆运之争了。
所谓水陆运之争实际上是郴州、桂阳州的运道之争。
作者按照事件发生的历史层位，将其分解为若干步骤，每一步骤先征引有关的历史文献，然后对其进行评述讨论。
我注意到，在叙述事件的缘起即康熙四十六年广东盐法的变革时，作者的现场感还在紧掖着；到事件的第一阶段，即桂阳州想因此而提出将当地盐埠由连州星子埠改为临武牛头汾埠时，作者在摘引地方官的“详”
文和地方志的记载后，便发挥出了现场感。
他先是告知读者牛头汾已改称汾市乡，然后出示在临武访问一个当地老人的记录，讲述40年代以前当地的商贸环境及通商情状。
到了事件的**，即盐商、郴州各属和乐昌的地方官起而与桂阳州力争，作者在讲述中其现场感简直令人如在目前。
他转述完乐昌县（今为乐昌市）派员详查过的湖南南部几条运盐线路的里程事实，案道：“据笔者的实地考察，其数据大体无误。”
而在此前第四章讲述袁继善查盐时，他根据实地的调查所得，早已画出了一幅《郴桂运道图》，并结合所见和访问所得，展现了星子在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历史场景。
由此前后互参，各方发言的意图和指向性也就不难体会了。
确实，现场感最直观的表现是对历史场景的复原、对空间特征的认知，而最高妙的还在于对场景中各种关系人的心态、立场、情感的把握和分析。
这一方面，似乎更是作者的胜场。
作者很明显受了不轻的人类学的影响。
他在引述各种资料时不像以往很多历史学者那样，将史料的作者仅仅当作一个个的花名，甚至完全忽略作者的存在，而是充分意识到那些花名都曾是活生生的人物。
于是他十分注意各种史料作者的身份，说话时的处境、立场和心情。
同样在分析康熙后期郴、桂运道之争时，他甚至会写出这样的句子：“如果坚决地否定桂阳州的意见，似乎又拿不下面子；不否定其意见，又担心私盐问题一旦成真，自己又无法面对坚定地反对桂阳州由乐昌运盐的属下各知县。
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中，……”
将当事人的情境展现得很微妙。
既然如此，他在第二章讨论衡阳周学思叩阍事件时高度关注周氏的身份，第四章花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湖南地方文献中袁继善的英雄形象，第九章又用整章的篇幅分析道光年间卢坤作为湖广总督时“在淮言淮”
，后来作为两广总督又“在粤言粤”
的转变，诸如此类，也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这些我不愿多谈。
因为无大必要。
我觉得道理非常简单，难的是运用之妙。
就好比当初有人向沈从文请教怎样写小说，沈老先生只说了三个字：“贴着写。”
我常跟朋友们讨论：历史人类学高唱入云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至少是做明清以下的新锐已差不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了；我本人不才，不敢说预流，但自我感觉从中受惠了不少；如果现在有人问历史人类学到底给历史学带来了什么，那么该如何作答是好？
回答显然是多向度的。
有些人注意到工作方法，归纳了“进村找庙”
一套口诀；有些人注意到思维工具，如“国家―地方”
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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