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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妨举一个例子。
上文提及他认定“所谓庾仲冲《雍荆记》当是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之误”
，具体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
《隋书·经籍志》有庾仲雍《湘州记》二卷，《汉水记》五卷。
《旧唐书·经籍志》有仲雍的《江记》五卷，《汉水记》五卷，《寻江源记》五卷，又一卷。
这一卷的《寻江源记》，亦见《隋志》，但不著撰人名。
《新书·艺文志》同《旧志》而无一卷之《寻江源记》。
《新志》有《湘州记》四卷，《湘州图副记》，《旧志》则仅有《湘州图记》一卷，都没有说庾仲雍撰。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宋晁载之《续谈助钞》殷芸《小说》引庾穆之《湘中记》，姚氏以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
。
按雍、穆名字相应，姚氏的推测可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称《艺文类聚》同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记》，似庾氏所撰《湘州记》和《湘中记》本是一书之异称。
仲雍又有《荆州记》，见于《文选》注，《艺文类聚》所引。
庾仲雍是一个专精荆、湘地理的专家，他的事迹一无可考，亦不知何时人，但殷芸、郦道元都引他的著作，当是梁以前人。
说了这么多，从中我们找不出任何足以证明“庾仲冲”
为“庾仲雍”
之讹、《雍荆记》当为《荆州记》或《湘州记》之误的依据。
读这样的文章，确实需要像胡宝国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冬日的夜晚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从容不迫地去悠然心会。
我们是崇敬唐先生的，所以相信他，但真要抬起死杠来：难道《隋志》、两《唐志》不载就不存在庾仲冲《雍荆记》其人其书？恐怕那样唐先生能给予我们的也只有当头棒喝了。
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桃花源的发现者，陈先生只用“或更疑搜神后记中渔人黄道真其姓名之意义与宋武所遣泝洛之虞道元颇相对应”
一句便轻轻化开，唐先生则就此穷追猛打，力图证成这样一个论点：
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见异境者是蛮人或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的传说。
笔者觉得这样的设想稍嫌过头。
因为就凭武陵这样一个地名、主人公为蛮人这样一个身份是不可能证明该故事本来为蛮族传说的，这里面的距离实在太远。
况且在纠缠蛮族史料的过程中，唐先生还犯了一个明显的地理错误。
他在前面引述庾仲冲《雍荆记》的时候，用括注的方式将原文“武陵西阳县”
中的“西”
改为“酉”
。
这是对的，至少从对他有利的角度讲是对的，因为当时武陵郡没有西阳县而只有酉阳县。
但到后来讨论蛮族问题的时候，他从“武陵蛮”
讲着讲着，突然又征引《宋书·州郡志》郢州西阳太守所属建宁左县、蕲水左县的资料，说《魏书》卷61《田益宗传》记载的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及其将黄公赏“都应该是西阳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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