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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研究时段上起新莽东汉易代之际,下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不仅完整地包括了东汉一代,而且还上承《西汉政区地理》的研究,弥补了两汉之间的时间缺环,下含事实上已形成三国割据的20余年。
这其间每个郡国级政区的首尾都有所考述,分辨率精确到年,达到了该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
由于工作系统而完整,该书可以纠正不少对于东汉政区的传统误解。
例如,过去很多人认为东汉的政区基本上秉承西汉旧制,在中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少变化,现在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到,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各诸侯国领域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变动。
这是共时性的。
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该书对于下邳王国领域的考证,修正了前人以为下邳国即临淮郡后身的说法,指出早在临淮郡存在之时,已经有一个下邳国存在。
而从制度方面来看,两汉更是有一些显著的差异。
至少,不像以前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笔者想着重评述该书的分辨率问题,或许有些人不大明白“分辨率精确到年”
这一工作的意义。
很多人对于现今的行政区划,尚不难理解时效的价值,但对于历史上的政区,也许是时代悬隔的缘故,对其时效便不甚措意。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中国人绘制的所有历史地图都是没有严格的时效观念的。
就是在“**”
期间推出的该图集的内部发行本(1974年)中,也还出现了为显示唐朝的强盛而故意将其未曾同时拥有的东、西部疆域拼入同一图幅的局面。
这可以反映中国人对于历史政区时效观念的整体水平。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忽视政区时效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
例如,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地图出土之后,有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为研究该图所牵涉的长沙国问题,竟直接利用《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长沙国为说,毫不介意图中所示为汉初情形而志中所载已在西汉末年,后者疆域不及前者之半。
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犹有如此疏忽,其他人自是不必说起。
指出这一点笔者并非想责备前人,恰恰相反,在此要说明的是,在以前那种研究条件下,即使有人具备对历史政区的时效观念,也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参考依据。
我国的文献典籍十分丰富,但关键时候每每令人有“书到用时方恨少”
之慨。
在二十四史中,有地理志的只有16部;照理这16部地理志是每部都应该有一个时间断限的,但实际上断限很不严格,很多志的断限年代都不明确,需要读者自行捉摸,有些志甚至根本找不到断限年代。
清代以来出现了若干补志之作,这种工作带有研究或资料整理的性质,但在时效观念上较之16种正史地理志并无进步。
80年代后出现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集对政区的时效已十分严格,但每个朝代只给出一两个标准年份,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如果有人想了解不在标准年代的政区状况,仍不得不自己动手去进行爬梳。
以往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在做论文之前往往须为此耗费数月。
不过自从《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由专业的研究者将历代的政区变化都制成年表,读者需要了解任一年份的政区状况或任一政区的来龙去脉都可以从表中一索而得,顶多去复核一下制表的依据是否充分——当然,与此相辅,最好还是绘制出具有精确时效的动态地图。
由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以往那种通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模式成为过去,而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则以此作为准绳,达不到这一要求便不得谓之及格。
从这一要求来说,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已达到了,所以笔者说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
第二点,从论据方面看,该书对资料的利用是堪称充分的。
其中虽然没有孤本秘籍,也没有域外奇货,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该利用的都已经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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