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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辛德勇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是一篇我非常佩服、非常羡慕的文章，我经常思考，他为什么能写出这篇文章。
表面上看来，这是他文献功夫好。
他的文献是跟黄永年先生学的。
可是，文献功夫好的学者历来不乏，为什么只有他能找到这个思路？我认为，实际上这与他学地理出身、受过科学训练深有关系。
学地理的人都要学高数，地理学家看待一些数量问题天然地会带有统计观念。
将这一观念用于分析史料，那就是系统记录与零星史料的价值大不一样。
辛德勇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才敢于颠覆清儒以来的考据路线。
通过比勘班固《汉志》和裴骃《史记集解》两份系统记录，加以分析判断，从而得出一个秦始皇三十六郡的新方案。
从知识的准确性来讲，只要没找到秦代的原始记录，任何研究出来的方案都值得商榷；但如果我们相信世上有一种叫作科学的东西，恐怕不能不承认，辛德勇的这个方案就目前来说是最可信的。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谈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举到了谭先生的《秦郡新考》。
当时辛德勇的这篇文章还没有出来。
看了以后，我觉得辛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比谭先生的《秦郡新考》更合理。
以后有机会修订那篇随笔的话，我要把其中的《秦郡新考》去掉。
再举一个跟我个人有关的例子。
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佛教地理（1990）。
刚接触佛教地理时，看到一种论调：中国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东晋才开始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蒸蒸日上，隋唐发展到顶峰，之后就走下坡路，宋代以后基本上停滞了。
因此，研究佛教史当以南北朝、隋唐为重点。
受此影响，我当时选择做南北朝佛教地理。
进入新世纪以后，通过与地理学界的交流互动，我觉得研究佛教地理完全不必受佛教史的局限。
着眼于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考虑它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明清以来无疑比中古以前更重要。
这一时段资料大大增加，堪称海量；蕴藏的问题也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这样，视野一转换，一下就出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澎湃新闻：除了地理学呢？
张伟然：除了地理学，我想着重指出考古学的作用。
历史地理学要用到考古的资料和方法，这是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
当年在谭先生领导的编图团队中，就有好几位学考古的人员。
但在以前，考古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前辈中对考古特别重视的是武大的石泉先生。
他是侯仁之先生的高座弟子。
石先生两个大弟子徐少华、陈伟，尤以考古功夫深湛为一大特色。
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陈伟的《楚“东国”
地理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都是分量很重的重要著作。
近年来，由于考古资料日新月异，特别是楚简、秦简、吴简等资料大批出土，相关研究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秦汉及以前的历史地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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