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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唐晓峰先生。
他是学考古出身的。
他做的王朝地理、上古地理思想，以及他指导学生做的山西南部、淮水流域在先秦的历史地理，我觉得都是意义非凡的工作。
前几年我经常跟于薇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副教授）一起讨论。
她是学先秦史出身的，兴趣在华夏文明怎样从黄河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
我和她都很感慨：中国文明号称五千年，历史地理一般以文献史料为主，也就只能对付秦汉以下。
以政治地理而言，历来研究政区的都是从秦代郡县天下开始，顶多在考察郡县制起源时上溯至战国。
就是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前面近三千年的政治地理状况都是不甚了了的。
这就不能不期待考古学、先秦史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你说的学科发展驱动力包不包括一些理念？
张伟然：看情况。
我主要着眼于实际操作的技术层面，如果一个理念导致了技术层面的进步，那就算。
否则，只是加贴一个新标签，技术上还是老一套，那就谈不上驱动力。
比如，文化区的划分，原来都是设指标、做统计、画地图，纯客观的做法。
借鉴文化人类学理念后，我们开始讲认同，考虑一些主观指标。
这个理念影响到操作层面了，当然是一种驱动力。
另一种情况，比如过去没有人做过“武侠地理”
，要是有人提出个新概念，要建立一门“历史武侠地理学”
，那就不会有什么学科驱动力在里面了。
澎湃新闻：最后回到一个古老的问题，你觉得历史地理学应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
张伟然：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意义。
就好比一个孩子，你要问他到底是他父亲的孩子，还是他母亲的孩子。
历史地理作为一个主要由历史学与地理学，此外还有其他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要强调它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我认为都失于偏颇。
从学科体系来说，历史地理是按地理学的框架来展开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学的驱动；但从研究资料上看，它用的又主要是历史学的资料。
既然要用史料，那么历史学的手段和方法也就尽在不言中。
国家从便于管理的角度，把它归口到某个学科，这只是一种方便。
完全必要。
但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绝不能、也不可能以此为限。
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以问题的最佳解决为度，牵涉到什么学科，就去补什么学科；要用到什么方法，就去学什么方法。
凡该学、该用的，一个都不能少。
至于算什么学科，管它那么多呢，谁爱怎么说就由他说去吧。
原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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