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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的文学教化观念发展得比较成熟，王充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论衡·佚文》）他认为文学应对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化有益，应具有惩恶劝善的教育功用。
《毛诗序》继承并发扬了文学的教化功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它的价值旨归最终指向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礼教政治，是在继承孔子的“思无邪”
“兴观群怨”
和“事父”
“事君”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这种讽谕说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阐释得细致入微，“以文事助王政”
，要求文学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的私利服务，利用诗歌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以维护统治秩序。
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代表作《文心雕龙》便蕴含着诸多文学教化思想，刘勰以《宗经》篇为准则来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道德教化倾向；在《明诗》篇中对那些能起到道德教化的作品大加赞赏；在《辨骚》篇中认为《离骚》虽多讽刺，但有如“小雅怨诽而不乱”
；在《知音》篇里批评“流郑**人，无或失听”
，有损于道德教化，持贬斥态度。
从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到韩愈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须“辅时及物”
，再到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也”
，都指出“文以明道”
这一思想，昭示着文学本身就具备教化功能。
而在曹丕的眼里，文学的地位无可替代：“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夸大了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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