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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意识结构对某社会团体是有用的，那么就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思想，假若这种意识结构对另一团体结构成了威胁，那么就会遭到反对。
思想并非全部来自某一团体的经济基础和实际利益——尽管互相都有联系——因此，思想的概念并非完全可以融合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
科学理论和艺术创造并不单单是思想结构；它们可能含有思想、与思想有关，或建立在思想之中的，但它们还包含着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
思想的片面性和倾向性是与阶级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无法完全地消除错误的根源，就像我们无法脱离已扎了根的土壤一样。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我们的根扎得有多深。
即使我们发现了错误，也无法完全地改正它，因为改正本身仍然不能超脱受地位制约的思想的限度。
思想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一种流动的，富有伸缩性的形式，它可以适合各种条件。
思想的产生是经济和社会在自身解放过程中矛盾斗争的结果。
思想的有限自由和客观性说明它是无法逃避社会责任的。
思想不仅可能是一种错误、伪装或欺骗，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挑战、愿望和意志，是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在的反映和对将来的期待。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二、黄霖论文学的政教功用
政教功用论的生成具有多方面原因，详细对其进行论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一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的问题。
从宏观方面看，主要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儒家的思想统治、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以及文学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等因素相关。
下面即从这些方面略作分析。
第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政教功用论的产生与发展，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
政教功用论具有强烈而明确的政治功利性和目的性，这种文学主张体现了统治者对文学的基本要求，它对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在各个朝代，政教功用论都与统治者的利益相一致，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适应。
如《尚书·尧典》所载帝舜要夔以诗乐教胄子，目的是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
孔子要求学诗“事君”
，政治目的十分明确。
《毛诗序》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政教功用，要求通过诗歌而使家庭关系稳固、人伦关系淳厚、社会风俗正常，这完全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
“润色鸿业”
的汉代大赋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格外赏爱，因为它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政治口味，加强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信心。
刘勰《文心雕龙》中道—圣—文的逻辑结构体现着文为道服务的思想。
宗经、征圣的文学态度体现着文学应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以儒家圣人著述为规范的正统观念，用这种正统文学观念要求文学，其作品必然合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并且，刘勰又要求文学“必在纬军国”
，直接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服务。
唐初魏征、李百药等人反对骈体华丽的无实之文，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与国家政权无所裨益，他们是出于统治者政治需要的考虑而起来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
中唐时期，社会政治危机严重，白居易倡导诗歌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虽然其实际效果是揭露了社会黑暗，反映了人民疾苦，但白居易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韩愈倡导古文，恢复古道，也是要文学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稳定。
王安石要求文学以实用为本，目的是为变法服务，也体现出了文学应服务于统治者政治需要的思想。
明清时期的戏曲家提出戏曲要关“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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