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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伦理”
，是为了配合统治者更好地进行政治统治。
小说家主张“劝善惩恶”
，这种小说有利于社会的净化和稳定，也同样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由此可见，政教功用论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一致，后者为政教功用论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使它能得以顺利发展。
第二，儒家仁学的实用性、功利性以及作为统治思想的作用。
政教功用论代表了儒家学派对文学功用的看法。
儒家仁学具有重实用、重功利的特点，儒家要求作家应关注人生，关心社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政治，反对出世无为、冷漠社会。
儒家这种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文学应对社会人生发生积极影响，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反对空洞无实的形式主义或冷漠社会人生的自我表现。
因而，政教功用论与儒家的这种人生态度、政治态度完全一致。
或者说，政教功用论实际是儒家重实用、重功利的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
儒家学说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便上升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为政教功用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使之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流行发展。
在各朝各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为统治者现实服务的文学和文学观点总是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政教功用论是在儒学思想的直接浇溉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古代文人的仕宦意识及人生理想。
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主导和支配着古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理想，具体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仕宦意识的浓重和人生理想以济世立功为上。
对古代文人来说，建功立业、入世有为人生理想的实现，似乎与仕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而，仕宦意识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共同思想意识。
他们对于社会政治抱有积极的参与态度，对于出仕做官有着特别热切的向往。
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家往往就是政治家，像屈原、曹操、曹丕、谢灵运、萧统、萧纲、陈子昂、元稹、白居易、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当时的朝廷中担当着重要官职，有的甚至是帝王、宰相、重臣。
这些作家都肩负着重大的社会政治责任，这种社会政治责任和他们担当的政治角色以及他们所处的地位等使他们必然把文学与政治功用联系起来，使文学成为完成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的有力工具。
有些著名作家虽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都有着积极从政的热情和沉浮仕途的经历，像司马迁、曹植、陶渊明、谢脁、鲍照、庾信、初唐四杰、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以及明清时期的小说家、戏曲家们，大都如此。
其中不少作家都是在宦海失利后，才隐居山林田园的，像陶渊明、王维等，或者退出官场后而借助作品发泄牢骚不满以及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像鲍照、李白等。
身居高位而远离政教进行创作的作家也有，像齐梁初唐的宫体作家、宋初的西昆诗人及明初的台阁作家等，但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总是遭到人们的批评，况且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在古代，真正对仕途毫无兴趣，或终生不仕的作家，寥寥无几。
大多数作家都有着科举仕途的经历，尽管有的作家科举入仕很晚，且入仕后地位卑微，像贾岛、柳永那样，或始终未能由科举而入仕，像蒲松龄那样，但他们心灵深层的仕宦**是十分炽烈的。
而一些在仕途失败最终弃官归田的作家，像陶渊明那样，仍心怀不忘现实政治。
古代作家的仕宦意识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对政教功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第四，“立德”
、“立功”
价值观的影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的价值观念，对后世文人的人生观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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