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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的存在本身，将会对法官、证人、专家以及所有的利害关系人产生很强的心理影响。
一旦被告人作出供述，案件中所有其他的证据都会将之作为参照物，实践充分表明，这种心理将会扭曲诉讼证明的进程。
人们非常倾向于先入为主，并将所有观察到的事物归入既定的解释，由此导致先前的解释得以强化，相关的事实遭到浓缩和裁剪，直至两者能够互相契合。
大家都曾遇到过这种奇特的现象：我们所有的感知最初都是灵活可塑的，很容易根据先前的印象而逐步趋于定型。
只有当我们长期进行感知，并且使感知达至一种平衡，它们才会变得坚定不移。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观察就会沿着既定的观念进行，对可塑的观察材料进行加工，将各种冗余或者矛盾的材料排除在外，并填补感知的空隙；同时，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对观察结论进行各种调整。
相应地，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观念，就很容易对观察资料作出调整，只有当时隔较长时间之后，我们的观察结论已经固化定型，才很难作出新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无论在职业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
每当我们面对一起犯罪案件，就会审视早期的证据材料。
例如，基于各种理由，我们开始怀疑A就是罪犯。
据此，我们对所有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都会始终围绕这一假说进行。
无论是尸检结论还是证人证言，一切证据都与早期的假说趋于吻合。
尽管证据材料也有不一致之处，但是这些矛盾分歧都会被搁置一边，并被视为不准确的观察结论，总而言之，在案证据都是不利于A的。
现在，假定B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罪犯；这一事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颠覆了所有早期不利于A的分析结论，侦查假说也随之开始围绕着B进行。
此时，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与B建立关联，尽管这些材料早期都与A的嫌疑吻合，现在看来，这些材料又都能够认定B与犯罪的关联。
尽管证据材料仍然存在矛盾分歧，但是就像最初那样，这些矛盾分歧又被搁置一边。
如果对书面的、无法更改的证据都能这样操作，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证人证言就更加容易加以调整，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就可以据此对证人证言进行加工处理。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既要关注法官及其助手，也要关注证人本身。
对法官而言，他必须时刻铭记，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所有的证言与已有的供述相符合，并将其他证据仅仅作为供述证据的点缀，而是为了基于供述证据以及其他证据各自独立地证明案件事实。
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虚假供述，基于种种原因，例如被告人因为身患重病而主动寻死，[24]或者试图包庇真正的罪犯，由于被告人供述很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揭示出供述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才能有效识别虚假供述。
然而，如果法官仅仅寻求证据之间的印证，就会丧失发现事实真相的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虚假供述并不仅仅发生在谋杀案件之中。
那些重大案件，包括涉及多人的案件，也经常出现虚假供述。
在盗窃、打架和暴乱等类型的案件中，只有一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他们却揽下了所有的罪行。
我再重申一遍：供述具有很强的暗示效应，实践中很难排除这种偏见影响，很难均衡评估此类证据的证明价值和偏见风险。
不过，如果不想自欺欺人，就必须消除这种偏见影响。
对于证人证言，必须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由于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难度很大，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摒弃供述的影响，要求证人在毫无偏见的情况下作出陈述。
不过，即便证人没有说谎，对证人证言的审查也往往会陷入窘境，因为在许多案件中，证人可能已经知道被告人早已作出供述，因此很难在毫无偏见的情况下提供证言。
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基于其他考虑而觉得可行的情况下，询问人员的唯一选择就是告诉证人，被告人已经作出供述，同时提醒证人，被告人的供述还不是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证人必须基于自己感知的情况作证，进而防止证人根据被告人供述的内容作出陈述。
关于这一问题，实践显示，证人证言可能面临的影响更多地来自法官，而不是证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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