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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对外投资中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并促进亚投行这一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新成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合作。
（二）亚投行助推中国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主导筹建亚投行，加大对“一带一路”
沿线的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着深刻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考量。
新形势下，中国亟须开展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确保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对内改革来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维持了30多年的主要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去产能化步伐，实现创新驱动型和内需拉动型增长已是当务之急。
从对外开放来看，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以沿海带动内陆为基本格局、以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以建设“世界工厂”
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开放战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灵活的方式和务实的态度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加快广大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并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
为此，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应成为新开放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以亚投行为金融支点的“一带一路”
战略，能够为中国的对外产业转移和海外投资开辟广阔空间，并盘活长期以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发展基础等因素制约的中国西部经济，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从而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的活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率，进而日渐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可以期待的。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来看，亚洲国家有着占全球60%的人口，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是一个庞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如果中国以亚投行为起点和契机，改善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加强彼此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往来，以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旦这一潜力得以开发，中国也无疑将成为受益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一个繁荣的亚洲。
亚投行将成为盘活亚洲棋局的关键一子。
（三）亚投行促进亚洲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亚洲拥有40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的重心一直在西方，亚洲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格局的边缘和外围。
除日本和韩国以外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地域狭长、幅员广阔的亚洲走廊成为夹在大西洋板块和北美板块这两个发达国家聚集区中间的经济洼地。
受地理区位、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差异巨大，经济多样化程度高、一体化程度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下，任何国家都难以脱离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而单独实现经济腾飞。
因此，东亚、南亚国家与中、西亚国家缺乏互联互通。
这不仅束缚了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已经成为制约亚洲国家合作共赢进而实现亚洲整体崛起的重要障碍。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多年以来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并逐渐陷入停滞，且有被货币互换等双边货币金融安排所取代之势。
一方面，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以中、日、韩以及东盟国家为主体，印度等南亚大国一直未深度介入；另一方面，这一合作进程始终缺乏内生的驱动力，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遭遇了重大挫折。
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差异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则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将业务领域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这将对缩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各国内部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
特别是刺激其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其次，从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以及通信领域的投资有利于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降低运输成本，便利通信往来，从而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和产业分工细化，进而以贸易带动金融和投资的跨国往来，促进各国金融市场发育并逐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高亚洲经济体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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