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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命题，直接影响到后世历朝历代的司法实践。
叶公的看法颇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偷窃就是偷窃，无论以何种身份或何种理由，而同罪必受同罚”
，但孔子认为至亲之间互相包庇罪行，这才叫“直”
。
所以在孔子看来，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具体的人性。
石奢遵循了大舜的行为模式，所以不仅在伦理上正确，同时也在政治上正确。
当然，石奢作为楚昭王的臣子，出于臣子应负的责任而不能“窃负而逃”
，大舜作为天子却不必如石奢一般必须以死谢罪，比较之下，后者似乎还是有一点利用特权的嫌疑。
但是，利用这点特权似乎并不为过。
朱熹《论孟精义》引述谢良佐的意见说，大舜在偷偷背着父亲逃走的时候，心里只有亲情，根本无暇去计较什么是非对错。
朱熹又引述杨时的意见说，父子之间互相包庇，这是人之常情，所谓“直”
，就在这顺应人情之中。
（《论孟精义》卷七上）
看来我们可以说舜是一个好儿子，但可否说他同时也是一个好天子呢？依照苏辙的意见来看，舜大约有些失职，但儒家的主流毕竟还是和谢良佐、杨时他们一道在附和孟子的。
他们的理据是，正因为大舜轻易地为了亲情而放弃天下，他才是一位好天子；假若他以天下为重，大公无私，反而是个不称职的天子。
换言之，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包庇、袒护的人显然就是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而一个泯灭了基本人性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天子呢？
这就意味着，即便站在天下生民的立场上，出于对全社会的福祉的关怀来考虑问题，也一样应该认同大舜的做法，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舜抛弃了天下人，这固然对民生不利，但如果他大义灭亲，听任皋陶秉公执法，那么可想而知的是，这样一个灭绝人伦的天子一定会给天下带来更大的灾难。
引申之，倘若我们纯粹以公利来评判政治人物而不计其私德的话，我们的公利反而会遭受更大程度的损害。
儒家的理想君主和道家的理想君主在这一点上竟然惊人地合拍：他们都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全心全意为民造福的人，反而同样是最不把天子的地位和天下的事务放在心上的人。
只不过在细微的差别上，道家认为天下事不如自己重要，儒家认为天下事不如血缘天伦重要。
尽管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学术思潮自然也随之而变，但无论学术思潮如何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血缘天伦毕竟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石，倘若连这座基石也变掉了，儒家也就不成其为儒家了。
宋代以后的两大儒学主流，朱熹讲“存天理，遏人欲”
，但认为父子亲情不是人欲而是天理；王阳明讲“心即理”
，也认为父子亲情就是心之本然，因而也就是理之本然。
那么，当亲情与国事当真在一位天子身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究竟会怎样议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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