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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昭王的宰相石奢是一个坚直廉正、无所阿避的人。
有一次他在巡视地方的时候，正巧遇到路上有人杀人行凶。
石奢赶忙追捕凶手，却惊讶地发现凶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
石奢接下来的做法是被司马迁当作表彰范例记录在案的：他放走了刚刚犯下杀人罪行的父亲，把自己捆缚起来，派人通报楚昭王说：“杀人犯是我的父亲。
如果我秉公执法，是对父亲不孝；如果我徇私枉法，是对国君不忠。
我放走了父亲，甘愿自己认罪服法。”
楚昭王显然很愿意宽恕石奢，巧妙地找了个台阶给石奢下：“你只是追捕凶手没有追上罢了，这不怪你，你还是回去继续当好你的宰相吧。”
看来除了死者将永远含冤九泉之外，事情本来可以皆大欢喜，但石奢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他说：“不偏私自己的父亲，这是不孝；不尊奉君主的法令，这是不忠；君主赦免了我的罪过，这是君主的恩惠；我自己伏法而死，这是臣子的职责。”
于是，石奢没有接受楚昭王的宽赦，自刎而死。
司马迁将石奢的事迹载入《史记·循吏列传》，列传篇首有序，说法令的意义在于引导人民，刑罚的意义在于禁止奸邪。
之所以法令和刑罚虽不完备而良民仍然有所戒惧，懂得自我约束，这都是因为官吏不曾乱来。
官吏只要奉职循理，就可以治理好百姓，又何必动用威严的刑罚呢？
清代学者方苞读《史记》，认为司马迁将《循吏列传》安排在《酷吏列传》之前是大有深意的，是先将循吏的事迹罗列出来，作为官吏施政的标杆，继而就可以让人们看到那些酷吏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个标杆。
而酷吏们之所以在汉武帝一朝大行其道，这要怪后者欲望太多而不能自我克制。
所以参照司马迁《循吏列传》的序言，方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治者若能做好修身的工作，官吏们就不会乱来。
（《史记评语》，《望溪先生文集外文补遗》卷二）
在《韩诗外传》和《新序》的版本里，石奢故事的结尾附有孔子的名言，那是记载于《论语·子路》的一则对话。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诚实耿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把父亲告发了。”
孔子答道：“我们那里的耿直之人与你们那里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
这就是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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