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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
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
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
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叔向先后有三次指称弟弟叔鱼的恶行，一点不留情面，而这三次指称皆为晋国挽回了名誉，做出了贡献。
孔子称赞叔向不包庇亲人，有古人的正直遗风。
杀死亲人（陈尸示众，与杀无异）而增加了荣誉，这是合乎道义的啊。
那么基于孔子的教诲，大舜完全应当学习石碏和叔向的榜样，大义灭亲，不隐于亲，杀亲益荣，为什么偏偏要窃负而逃呢？——正是因为《左传》所记的这则孔子之言与《论语》《孟子》之精神大相异趣，完全无法调和，所以后世学者们必须做出艰难的二选一。
杜注、孔疏都认为直与义不是一回事，孔子仅仅称许叔向之直，至于叔向是否符合义的标准，“犹义也夫”
是一个疑问句。
叔向所为非但不合于义，反而是以直伤义。
如果孔子认为叔向所为合于义，应该说他是“古之遗义”
才对，而非“古之遗直”
。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七）
这个意见也许合乎义理，却并不严格合乎训诂。
元代学者赵汸指出，《左传》用“也夫”
为语助者甚多，未必都表示疑问，而《左传》从上下文来看分明就是以直为义的。
——这样看来，赵汸似乎是不隐于亲、杀亲益荣的支持者，但事实上他既不与训诂原则妥协，也不与义理原则妥协，在两不妥协之下得出的结论是，《左传》自“治国制刑”
以下恐怕都不是孔子的话。
（朱鹤龄《读左日钞》卷九引赵汸语）
从义理上讲，儒学主流普遍认为叔向应当顾全兄弟之谊，而不隐于亲、杀亲益荣这种精神是绝不可取的。
洪迈历数“《左传》有害理处”
，杀亲益荣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推断孔子一定不会说这种歪理。
（《容斋三笔》卷十四）
以今天的标准看，很多人都会认为大义灭亲是一种相当崇高的精神，杀亲也确实足以益荣。
如果皇亲国戚犯了罪而皇帝不肯包庇他们，这显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乐于看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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