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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韩非子·内储说下》以这件事作为历史教训，用以说明人臣之不忠根源于君臣利益之不一致。
在韩非子的时代，政治结构已经日趋集权化，自然无法接受分封制下逐级效忠的观念了。
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下，作为家臣，若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主君利益之上，反而是不道德的，因而会遭到君子的讥讽。
譬如《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季平子的家臣南蒯反叛主君，事败后逃到齐国，齐景公戏称他为叛徒，南蒯辩解说自己反叛主君是为了使公室强大，这番话立即招致了齐国大夫子韩皙的责难：“身为家臣却想使公室强大，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
南蒯虽然言不由衷，子韩皙却连他这一粉饰之词本身都不以为然得很。
其时鲁国的形势是“三桓”
渐次将公室架空，南蒯所服务的季孙氏正是“三桓”
之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家族。
卿大夫的家族势力挤压国君的权力，这显然是非礼的，后来孔子在鲁国从政，一大事业就是压制“三桓”
以使公室强大。
但同样的话语，经孔子说出来就名正言顺，经南蒯说出来就罪莫大焉，原因就在于两人身份的差别：孔子服务于鲁国公室，南蒯则是季氏的家臣。
家臣效忠主君而非效忠国君，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这对于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视为天经地义的今人来说，确实要多做一些同情的理解。
这就可以看出，之所以儒家以血缘天伦为理论基石，并且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儒学秉承周礼，而周礼建基于周代特定的宗法结构，国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政治结构建立在血缘结构的基础上。
历任的周天子，首先是“天下”
的大宗之主，其次才是最高政治领袖。
也就是说，宗主身份优先于君主身份，父权优先于君权。
若在这种认识之下回顾先前的两难问题，周公诛管叔的确存在一些可以被人指摘的地方，而大舜的窃负而逃和石碏的大义灭亲，虽然行为上南辕北辙，道德基础却不存在什么本质差别。
先秦百家之学，只有儒家的原创性最弱，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复礼”
而已，即试图恢复周初宗法基础之上的礼制，所以其学说的宗法背景最强；而在秦汉之后，宗法制度瓦解，儒学却被推尊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便难免会有理论难题不时出现，让人正也不是，反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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