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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轼的这个奇谈怪论或许是从《通鉴》就玄武门之变的一段“臣光曰”
衍生而来的，（1）当初司马光推许唐太宗之功，贬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不得不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而据《河南程氏遗书》的记载，司马光于《通鉴》修到唐史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程颐有过讨论，程颐问司马光敢不敢为唐太宗“正篡名”
，司马光并无异议；接着，程颐辨析《春秋》微言大义，认为即便是魏征这样的千古名臣，也因其对皇太子李建成的变节而为“王法所当诛”
。
（2）
程颐希望在史书里把唐太宗定性为“篡国之君”
，把魏征定性为“当诛之臣”
，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者肯定都不会赞成。
的确，理学家的道德标准总是更高一些，考虑问题也总是更单纯一些。
但是，同样对这件事，宋人真德秀也有论及，却以“理学正宗”
的身份推衍出了一个“天理”
的结论：贞观十年，唐太宗的几个弟弟要动身去往各自的藩国，在饯别之时，太宗颇为伤感地说道：“兄弟之情，总愿意常相共处，但以天下为重，不得不作分别。
儿子没了还能再生，兄弟没了却不能再得。”
说着说着，便呜咽流涕，不能自已。
真德秀评论说，唐太宗这番话应当是有感于李建成和李元吉之事吧？兄弟之情是天伦至情，虽然有时候会被利害关系所遮蔽，但这毕竟是天理之真，不可能永远都被遮蔽。
如果唐太宗能因兄弟之情的这般流露而知晓天理之不可昧，那么天理也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上。
可惜唐太宗没能做到。
孟子提出过所谓“四端”
的说法，“四端”
应当充而广之。
唐太宗与诸王作别，言语之间大见恻隐之心，只是不知道把这恻隐之心充而广之，实在可惜可憾！
（《大学衍义》卷八）
论及恻隐之心，便是把问题诉诸人性，所谓“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
。
（吕大圭《春秋五论》论一）至于真德秀这个“四端”
的说法，本是孟子的一个经典概念，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
这所谓“四端”
也就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仁、义、礼、智的苗头，苗头需要扩而充之，就像火会越烧越旺，就像水会越流越急。
这个“扩而充之”
非常关键，如果一个人能把这“四端”
很好地“扩而充之”
，便“足以保四海”
，如果做不到“扩而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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