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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无缘亲见唐宗宋祖，但他对卫灵公与管仲的评价，尤其是后者，可谓最有用的参考。
孔子论卫灵公，见于《孔子家语·贤君》与《说苑·尊贤》，记载的可靠性虽然不是太高，但至少代表了这两部书的编者意图垂法后世的观点：鲁哀公请孔子谈谈在当代的君主里谁最贤能，孔子举出了卫灵公。
鲁哀公很诧异：“我听说卫灵公在后宫里和姑、姊、妹**，您怎么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贤君呢？”
孔子答道：“我看的是朝堂，没看后宫。
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理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护国家的安全，灵公很喜欢他。
又有士人王林，每每发现国内的贤才就推荐给灵公，所荐者没有不得到重用的；偶有不得重用者，王林就会将自己的俸禄分给那人，所以灵公很尊敬他。
又有士人庆足，国家一有大事就请他去主持，其结果必定圆满，所以灵公很喜欢他。
贤者史鰌离开卫国，灵公便离开宫室，在旅社里住了三个月，摒绝琴瑟之音，直到史鰌回国他才住回宫室。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事情，我才说卫灵公是一位贤君。”
这故事令人困惑。
卫灵公似乎够不上“齐家”
的标准，又怎可以治国呢？他的**秽行显然也并不曾被当作国家机密来用心保守，否则的话鲁哀公便不可能知情。
国君**，给卿大夫乃至庶民们确实做出了恶劣的表率啊。
让我们参照上文泄冶的故事：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一同和当时著名的美女夏姬私通，泄冶正是从此事的表率效应来入手规劝的。
依儒家的标准，国君的**不属于私德范畴，其政治意义除了表率效应，还很容易引起继承人的争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国本问题。
孔子未必真会如此赞誉卫灵公而无视其私德，但是他对管仲的评价既有其——仅仅是部分的——逻辑一贯性，又有可信度更高的出处，可参考的价值显然更大一些。
事实上，后世儒者在辩论王道与霸道、私德与公利的问题时，最常援引的就是孔子对管仲的评述，而这些评述恰恰是充满矛盾的，绝不似在推崇三代圣王时那般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在孔子看来，管仲生活奢靡且不知礼。
对于一心克己复礼的孔子而言，“不知礼”
可谓一个极严重的批评，意味着管仲不配做一名君子，没资格跻身于贵族社会。
但是，孔子在思想史上的一大意义是，以“仁”
取代了“礼”
作为最高评价标准，合礼与否当然还是重要的，只不过在重要性的级别上较“仁”
为低罢了。
于是，当子路和子贡指出管仲人品上的“污点”
时，孔子却以一种纯然功利主义的论调为后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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