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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岳的判决是：“我刚来这里上任，应当狠狠惩治那些奸猾之辈，以使本地风俗醇厚起来。
所以判易百四杖责一百、戴枷示众，张榜公告他的罪行。
以后再有教唆诉讼的奸人，我就不会这么轻判了。
希望易百四之辈通通另谋职业，不要再犯到官府手上。”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惩教讼”
）
案子还未开审，先打原告律师，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而在古代官员的判决文书里实在不乏其例。
其中有些被严惩的讼棍刁民，如果我们抛开判决文书里的一切感情色彩的话，会发现我们也完全可以用“不畏万难”
“为民请命”
之类的褒奖语气将他们的事迹和作风重新表述一遍，虽然他们确实给政府添了不少麻烦。
耐人寻味的是，方岳惩治易百四显然是为了杀一儆百，为袁州打造“必也无讼”
的淳善风俗，而他为易百四归纳的三大罪状竟然完全和上述意图无关，仅仅是就法律论法律，所指出的都是易百四在诉讼程序上的失误。
看来方岳是有过一番精打细算的，唯恐给这些很可能比自己更精通法律条文的好讼奸民留下口实。
醇儒为官，总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之所以如此重视风俗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这是儒者的共识。
（1）基于这样的共识，理想的施政纲领就是以家法治国，以父母养育子女的姿态治理庶民。
换言之，百姓们的一切矛盾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家庭内部矛盾，而家务事怎么可以锱铢必较乃至对簿公堂呢？
国政是家政的延伸，国民伦理是家庭伦理的延伸。
在天下这个大家庭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谁是谁非，爱的温柔软化一切棱角。
当真如此的话，难道爱的礼赠不应当也是一种无可指摘的事情吗，无论这礼赠是经济财富还是政治特权？
（1）参见《汉书·景帝纪》：“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
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
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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