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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是《公羊传》所提出的一条极重要的春秋大义，意即无论对父亲也好，对国君也好，动一点点反叛的念头都是该杀的。
）臣等因为刘荆是陛下的同母弟弟，陛下圣心定有恻隐之情，这才加以请示，如果换作陛下之子，臣等就不向陛下请示，直接将他诛杀了事。”
这番话实在义理分明，汉明帝叹息称善。
（《通鉴》卷四十五）
今人会提出的合理质疑是，即便以家族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前辈对后辈天然就有遗赠，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周易·文言·坤》），没必要再以制度化的形式给出什么特权保障。
然而在古人看来，一方面积善之家未必就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未必就有余殃，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得到人为的扭转；另一方面制度化的政治恩荫也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前辈遗赠。
从风化的角度来看，保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实在是头等大事。
倘若一个社会已经堕落到“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并且大家都怀着复杂的心理被迫认可这样的现实，以至于自然而然地笑贫不笑娼，那真是礼义廉耻四维俱折了，国乃灭亡的晦暗前景已经近在眼前。
古人认为好人有好报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好人的子孙一定要繁荣兴盛，于是当明人江盈科一度游赏西湖，经过岳飞墓与于谦墓，得知岳、于二公皆无后人时，不禁感慨至深，不理解为何积善余庆的天道偏偏在这最不该出错的地方出了差错。
有人解释说岳飞、于谦名声太重，故而为造化所忌。
江盈科不以为然：名浮于实才会招造化所忌，而岳、于二公实至名归，如果这也招造化所忌的话，造化真成卑鄙小人了。
江盈科思前想后，终于为这个道德难题想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两公忠义贯于人心，各地都有香火崇奉，所以天下后世之人都是他们的子孙，又何必一定要有血缘意义上的子孙呢？听说秦桧的后人繁衍兴旺，但后人竟以祖先为讳，这才是真正的无后啊。
（《谈丛》“岳于无后”
）
世态人情正所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因为爱上了一位身着绿罗裙的女子，所以哪怕在看到与绿罗裙颜色相近的芳草时也不由得心生爱怜。
这实在是爱屋及乌的人之常情，是人类天然的心理定式。
所以在家族视角的传统里，爱一个人而希望看到他门庭兴旺，恨一个人而诅咒他断子绝孙，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爱其祖而延及其子孙，恨其子孙而延及其祖，这是古代社会的人情常态。
狄仁杰父子在魏州的不同遭际即为一例：唐代名臣狄仁杰曾任魏州刺史，任上颇有惠政，百姓感戴之下为他建设生祠；后来狄仁杰之子狄景晖也到魏州做官，担任魏州司功参军，却因为贪暴而受人痛恨，愤怒的魏州人恨其子而及于其父，率然拆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通鉴》卷二百〇七）倘使江盈科行经魏州，不知道会如何感慨这样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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