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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与于谦的后裔问题至少在伦理问题上较为简单一些，而江盈科身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又是公安文学的骁将、巨擘，尚且在岳墓、于墓之前生出难解的纠结，更何况普通百姓了。
百姓有没有足够的才识想出江盈科这样的解决之道，显然是大可怀疑的。
而除了江盈科的这种纠结之外，家族视角还会产生一个伦理问题：我们没理由仅以个人为单位来判断一个人的是非成败。
《左传·昭公元年》中，秦景公即位之后，其母弟后子惧祸而逃奔晋国，与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赵孟向后子请教新任的秦国国君是个怎样的人，后子说：“是个无道之君。”
赵孟再问：“那么秦国会因此灭亡吗？”
后子答道：“国家不会因为某一代的国君无道就会灭绝。
一个国家得以建立，一定存在着各种助益因素，除非连续几代的国君都荒**无道，否则是不会灭亡的。”
赵孟再问：“那么秦君会短命而死吗？”
后子答道：“会的。”
赵孟再问：“他还能支持多久呢？”
后子答道：“我听说国家无道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这是有上天在帮助。
有上天的如此帮助，他至少还可以再支持五年吧。”
赵孟看着日影，颇感慨道：“早晨与晚上的事情就各不相干了，谁耐烦去操心五年之后的事情呢？”
后子告辞之后，对旁人说：“赵孟快要死了。
他作为国民的主宰，却怠惰于安逸的现状，虚度日月，不是享年长久之相。”
这段对话虽然带着《左传》一贯爱发预言、爱从细节判断人物命运的神秘主义气息，但重要的是，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后子对“余庆”
与“余殃”
的理解在春秋时代颇为典型。
宗法制度以家族至上，而以家族的视角来看，一个人积德行善未必会报在己身，而是会在子孙后代那里得到福报；一个人为非作歹也未必会祸及己身，而是会使子孙后代承受恶果。
这就是中国原初的、本土的善恶报应观念。
而在宗法社会解体，编户齐民越发成为基本国策之后，家族观念便相对淡化了，佛教的善恶报应尽在己身的因果报应理论才开始大行其道。
诚然，佛教“业力自作自受”
的原则和现代的个人主义精神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但当我们以这样的精神来理解宗法社会的本土观念以及在宗法土壤里诞生出来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方枘圆凿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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