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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向唐朝请求归降，率领全部人马赶赴唐西川首府成都。
于是，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虞藏俭率兵接管维州，并且上奏朝廷，建议趁此良机直捣吐蕃心腹重地，一雪安史之乱以来吐蕃侵占唐疆之耻。
唐文宗将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详议。
宰相牛僧孺不以李德裕之计为然：“吐蕃疆域广阔，失去一个维州完全无损其国力。
近来唐与吐蕃修好，双方约定共同削减边防兵力。
我朝对夷狄的政策素来以信义为原则，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当吐蕃派人谴责我们失信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何况吐蕃在原州蔚茹川蓄养战马，一旦挟怒出兵，不到三天就会直逼咸阳桥头。
那时候长安危急，纵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若依从李德裕之见，徒然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
即便普通百姓也不会如此做事，何况陛下贵为天子呢？”
（《通鉴》卷二百四十四）
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不仅是派系之争，也是政策之争。
李德裕时任西川节度使，西川在当时号称“宰相回翔之地”
，从西川节度使到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牛僧孺否定李德裕的意见，也许或多或少带着几分党派成见。
但是在我们的论题上，完全可以把问题简化，将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政见分歧简化为利益与信义的矛盾。
当然，牛僧孺的意见兼顾了利益与信义二者。
从利益上讲，唐朝接收维州势必引起吐蕃的不满，而以唐朝当时的国力，完全不足以应付吐蕃的大举进攻，所以维持与吐蕃的合约局面对唐朝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选择；从信义上讲，接收维州会使吐蕃师出有名，也会使唐朝的军事行动失去道义上的立足点，更加违反了以信义为上的基本外交政策。
李德裕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信义问题，而对利益的判断与牛僧孺截然相反。
这里有必要做出说明的是，古人对土地的认识与今人差异很大。
他们并不认为土地问题是主权问题，因而属于不容有任何妥协的原则性问题；唐人也并不会追溯维州在历史上的归属权，并以维州曾经归属于汉人政权为据，宣称无论如何维州都是唐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土地问题仅仅是利益问题，如果控制一片土地弊大于利，得不偿失，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果断放弃，甚至拱手送人。
所以，今人对土地问题的执着精神在李德裕、牛僧孺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议中并不存在。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牛僧孺、李德裕孰是孰非仅仅取决于谁对形势的判断正确。
后人对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辨认清楚。
史学家中既有认为牛僧孺对吐蕃军事力量夸大其词的，也有认为唐朝在当时确实不堪吐蕃全力一击的。
但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对历史局势的辨清与否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换言之，无论唐朝与吐蕃所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仅仅借此来辨析信义与利益孰先孰后才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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