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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呈高速增长态势，这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政策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时，科技革命使得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样一来，就势必会给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相应缺口；而亚洲四小龙恰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两者可以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从1972年起逐步解封海上贸易，急需大量补充日用工业品，这也对亚洲四小龙的产品出口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进一步地说，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长期繁荣都与中国大陆市场密不可分。
二是与西方价值观接近，经济容易融合。
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受美国的影响和援助很大，所以无论是价值体系还是经济体系都能很快地就与西方接轨起来；新加坡以前是英国殖民地，而当时的香港依然是英国殖民地，它们在法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深受前者影响。
所有这些，都注定亚洲四小龙与西方国家实现经济接轨具有诸多天然的便利条件。
从内部环境看
从内部因素看，主要体现为四点：
一是各国政治高度稳定。
当时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处于威权政体之下，香港则是在殖民地政府（香港政府）的一手掌控之下。
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地区环境，使得亚洲四小龙都能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并且所推行的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二是政策对头。
具体地是指亚洲四小龙在这方面实行的政策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符合自己特点的正确道路。
例如，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出口，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刺激居民储蓄来开辟投资渠道。
韩国的做法与台湾大同小异，同样也是通过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措施来扩大出口规模的。
香港和新加坡则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
三是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当局不但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出口，并且还积极参与投资，这就更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沿着既定轨道有序进行，不至于半途而废。
四是与儒家文化背景有关。
亚洲四小龙同属华人地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优良的儒家文化品德，在推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方面不可或缺。
在这方面，韩国的“汉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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