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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全赖梁怀文之功！
《中央银行月报》对此已有公论：“更有票号一家倒而复起者，为日升昌。
日升昌本于民国五年倒闭，所欠外款约二百万，经理逃避。
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债权人周旋，开诚布告，和盘托出。
除将东家李姓宣告破产外，复将该号内外财产清理明白，尽其所有交代债权。
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
由此可见，成在用人，败在用人，实乃千古不移之至理名言。
从现实的角度讲，当今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有经营才干，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两者缺一不可。
人才能够兴业，庸才只会毁业，有些晋商中很多票号之所以败落，大都与日升昌相似，犯了用人上的错误。
6．取利丧身：国难财可以发吗？
在晋商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让人感慨万千。
那就是，民族危难越深重，晋商似乎就越发达。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加上所谓的赎辽费共约二亿多两白银，在财政人不敷出、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靠举借外债偿还了这笔对日赔款。
这便是所谓的“俄法借款”
和“英德借款”
。
清廷在1895年和1896年两次向俄法英德等国银行借款折合白银一亿九千多万两，支付了前两次赔款。
后来，感到这几国银行是在趁机勒索，便筹发行内债券，“昭信股票”
就出笼了。
但由于认股有限，同时，由于“英德续借款”
又借了一亿多两白银，对日赔款才算全部赔清了。
“臣等昼夜焦思，万不得已计，惟有先将俄法英德二款本息，由臣部库与各省及各海关分别认还，庶几犹足集事。
拟以每年应还俄法英德二款作为一千二百万计算，先尽部库内有之西征洋款改为加放俸饷一款，并新筹之盐斤加价一款，及应提之广东闱姓捐输一款，三款内凑银二百万两，各省司库分认五百万两作抵外，下余……而派令各海关分认五百万两，量其物力定以等差，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下）这样，就等于把战败赔款的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
这就是腐败无能的清廷所谓的“皇恩浩**”
吧！
只要能克扣就克扣，只要能加征就加征，“于各省所收地丁、盐课、货厘、杂税及各海关所收洋税、洋药税厘项下，除常年应解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甘肃新饷、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旗兵加饷、因本加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税务司经费、本关经费、出使经费等项仍照常分别批解留支外，其余无论何款，俱准酌量提划，各照分认数目按期解交江海关道汇总付款。”
（《同上》）
分摊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了，而各地官员应对的方法就只会是搜刮民众。
以第一期总数为一千二百万两赔款的分摊中，摊派还款最多的广东为例：仅盐斤加价就多达十万两，地丁盐课、盐货厘等多达六十二万两，捐输多达四十八万两，加放俸饷十万两，总共多达一百三十万两。
其他地方虽总数没有广东多，而各项征收都在成倍增加，百姓之苦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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