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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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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陕西省鄠邑区所出元代吕域《贺仁杰墓志铭》记述了合州钓鱼城王立约降、系狱及最后昭雪等事件，墓主是王立系狱事件成功解决的关键人物，而墓志作者吕域不仅与墓主交往深厚，熟知墓主的行事，而且曾在西川行枢密院任都事，是当时王立约降的主要策划人、时任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李德辉的属下。
吕域本人也是王立约降的谋划人之一，后来又为蒙冤入狱的王立积极奔走，是王立昭雪出狱的关键人物。
由这样的事件亲历者书写的文献，应当是研究王立事件最为翔实可信的史料。
另外，为李德辉撰写《行状》、为贺仁杰撰写《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的姚燧也是王立事件的一个亲历者，他曾亲自传达安西王宽待王立的教令。
吕撰《贺仁杰墓志铭》可以与姚撰《行状》《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相互印证、发明，虽然没有非常重大的发现，但仍可以厘清一些细节。
比如，合州侦事卒张合等不是在成都被捕获，而是在潼川府被捕获后押解到成都。
又如，李德辉给王立所传安西王教令其实是他以王相身份便宜行事，真正的安西王教令是王立出降后由姚燧带来的。
又如，王立后被羁押在京兆府狱中，而不是在合州或重庆东川行枢密院势力范围内。
再者，通过碑志材料与《元史》李德辉、贺仁杰的传记对勘，可以发现《元史》传记基本是取自碑志、行状，经过一些简单编辑而成，由于成书仓促，有些地方在剪裁史料时漏掉了关键文字，致使信息不全，文意费解。
附：
图1贺仁杰墓志铭并盖[22]
[1]关于王立及钓鱼城约降的研究可参考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见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卷》第2册，1591～160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胡昭曦：《两通肯定王立等人的碑石》，见《巴蜀历史考察研究》，74～7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7；胡昭曦：《一通批驳肯定王立的碑石》，见《巴蜀历史考察研究》，77页；李天鸣：《宋元战史》第3册，1458～1460页。
[2]（元）吕域：《贺仁杰墓志铭》，见刘兆鹤、吴敏霞编：《户县碑刻》，335～336页。
[3]（元）脱脱：《元史·吕域传》卷一六七，第13册，3930页。
[4]（元）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见《牧庵集》卷三〇，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717～722页。
（元）脱脱：《元史·李德辉传》卷一六三，文字与《行状》大同小异，当取自《行状》。
[5]（元）脱脱：《元史·李德辉传》卷一六三，第13册，3818页。
[6]据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时安西王受诏征莫比，未知合既下也，自军中下教长安，遣燧乘传招之，下则许贷立死，以为安抚使”
，则安西王宽贷王立的教旨是在钓鱼城约降以后发出，李德辉其实是以安西王相身份便宜行事称安西王教旨。
[7]（元）苏天爵：《元故翰林侍读学士赠陕西行省参政知事吕文穆公神道碑铭》，见《滋溪文稿》卷七，陈高华、孟繁清点校，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8]“邰”
为“郃”
之误。
[9]（元）姚燧：《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见《牧庵集》卷一七，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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