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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础的现代理性也打上了鲜明的现代烙印。
肇始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的努力下，彻底地打破了旧的世界观，树立起新时代的世界观。
此后，由于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物理学等科技的兴起，科学革命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变革力量。
首先，科学是人们建立适应现代化的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
思想家们在科学革命所提供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支持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新的思考，从而形成崇尚理性反对愚昧、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崭新的世界观。
其次，人们也开始将科学思想作为人类一切思想的归宿，在不同阶段先后出现了自然科学哲学化以及哲学自然科学化的现象。
[7]这两个现象前后重心的转变，说明科学日渐趋于学术的中心地位。
最后，在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等现代专业学科。
在中世纪之前，学者往往是通才型，比如柏拉图是哲学家、诗人和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等等。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也日益成为术业专攻的专门学家。
现代化进程开启于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思维，现代化生活与生产也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然而，当科学无孔不入地浸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胞的同时，也开始显示出其固有的缺陷。
这一问题在启蒙时代就已经初见端倪。
我们不妨以百科全书派学者拉美利特（旧译拉·梅特里）《人是机器》为例。
这是因为拉美利特的这部著作向我们生动地说明了在启蒙时代，人们是如何把自然科学的知识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甚至是人本身。
拉美利特吸收了当时的物理学、机械学、解剖学、医学、血液循环学的最新知识，用来解释人体的构造：“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他。
没有食料，心灵就渐渐瘫痪下去，徒然疯狂挣扎，终于倒下死去。”
[8]这就显示出拉美利特彻底的科学精神。
他同时用科学知识解释了人体的构造以及心、脑等重要器官，认为这些器官都是机器的一个部件。
拉美利特这一牵强附会式的解说，预示着科学主义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走向科学化的极端。
对于这一倾向，康德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不是机器的观点：“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
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9]康德的这一说法是较早对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机器化的反思。
科学主义对人类社会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应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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