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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处理，法国公使罗淑亚并不满意，他不断强调，地方官员是此案的主使者，应将“官员抵命”
。
后反复交涉，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流放。
另在经济上赔偿抚恤金四十六万两白银，重修教堂和仁慈堂。
天津教案总算了结了。
曾国藩如此处理教案，全国舆论大哗。
京师国子监学生奋起，将曾国藩在北京湖南会馆夸耀的匾额砸得粉碎，湖南反应更为激烈，各地“责问之书”
雪片般飞来，每日不下数百封。
此时的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日内目昏头晕，心胆俱裂”
，深深地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他在直隶遭万人唾骂，已无法立足，清廷为缓和矛盾，于八月三日调他回任两江总督。
§§§66.学会把“台面”
做大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
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
的局面。
《孙子兵法》在谈到兵势的时候，不管是明处或暗处，都要做到心强和身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换句话说，成功的标志之一是能把“台面”
做大。
这一点，曾国藩深有体会。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
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颖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很多。
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
《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业，说的是诚信。
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
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
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
’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
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
他多次谈到“局”
，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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