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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山下龙二认为，明朝援引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朱子学说以加强民族意识，见加藤常贤监修，蔡懋棠译，《中国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148～168页。
BenjaminA.Elman研究从南宋到明初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说明程朱学是在明初才真正成为影响全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见BeheTransformationoftheCivilServiceCurriculumBetween1250and1400andtheRoleoftheYuanDynastyinClassicalStudies，”
杨晋龙主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23～47页。
另参见ThomasA.Wilson，GenealogyoftheWay，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95，pp.23～71.
[9]Hok-lam，“The，Yung-lo，Hung-hsi，andHsuan-teReigns，1399—1435，”
inFrederip;DenisTwitchetted.，TheCambridgeHistoryofa7，Cambridge，NewYeUyPress，1988，pp.220～221；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pp.113～119.
[10]《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卷46，9页（924页），因部分书籍原页码不清楚，为读者查索方便，括号内所标为本书引用书籍的总页码，以下用法同。
[11]《明太祖实录》，卷96，4页（1655页）。
[12]明永乐时期，全国有159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根据朝廷规定，府州县各有一所学校，则总数为1564所。
当然此仅就规定而言，并不考虑是否各府州县学能实际发挥教育功能。
见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0、27～42页。
[13]明太祖时也行保举制，七品以上京官和县令各举一人，量才擢用，但行之既久，弊端丛生，正统七年罢荐举县令之制，景泰中虽复行保举，后又罢之。
张廷玉，《明史》，卷71，1719～1721页。
[14]张廷玉，《明史》，卷69，1687页；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46页；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337～340页。
[15]科举造成教育和文风的弊病，如学非所用、诗赋浮华无实、帖经墨义肤浅、注重背诵、以考古题预备考试等，参见毛礼锐等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481～485页。
[16]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四章。
[17]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1，19b～20a页。
王艮也说：“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
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间刊本影印，1990年，卷2（年谱），8b页。
[18]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195页。
[19]宋元时期，由于科举日益困难，许多士大夫家族的成员选择医生为职业，见RobertP.Hymes，“lemen？DandYuan，”
eseSce（1986），pp.11～85.关于明清时代商人地位提升、士大夫对治生观念的重视、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士商互动等现象，请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刘广京，《近世制度与商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后序，25～53页。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与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4～50页。
余英时先生从科举名额的限制讨论弃儒就贾的现象，并试图说明在明清之际出现一商人自足价值的观念转向。
然而尽管有此现象，对16世纪的大多数士人而言，出仕仍是最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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