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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会纪其来赴，以稽勤笃。”
[88]
王时槐众多弟子中，以贺沚为主要继承人。
据罗大纮（1586年进士）所记，王时槐晚年时，贺沚舍官归来，朝夕侍坐听讲，以首坐弟子自任，兴发不少人，当时游时槐门下有数百人之多，日侍讲者数十。
贺沚侍奉王时槐如子事父，王时槐病，他亲奉汤药；卒，他制三年服守心丧三年。
同门感其诚，亦有若干人从之服心丧三年。
之后，贺沚便担负起主持西原惜阴会的重责，“舍家居西原，守体仁书院，奉王先生主，为月一会，聚同门老友及北面定斋（即贺沚）者，拜谒王先生，讲师学数日乃罢。
而定斋罔起，遂以西原为家，视其家如客舍”
。
[89]贺沚年六十尚无子，朋友劝其纳妾，但他选择专力于讲学，维系师门传承，他说：“谁不作官？为吾父母后者，尚有诸兄。
若离师去师舍，使道不传而绝吾师门一脉，则吾之罪大于不孝与不忠也。”
[90]在贺沚与其接棒者刘海禺的努力下，西原惜阴会仍维持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
然而，贺、刘二人相继去世后，讲学风尚骤衰，“田亩荒芜而讲地仍鞠为茂草矣”
。
加上书院之讲堂书室又于崇祯二年（1629）毁于火灾，大约二十年后才由乡绅和地方官共同出力重建。
[91]
王时槐讲学西原，不仅凝聚了当地讲学的风气、培养许多年轻学者，也创造了庐陵县阳明讲学的**。
虽然庐陵早期也有阳明学者，如刘冕、刘辂、周禄、周祉、彭炳文等人，[92]这些人或亲随王阳明，或与聂豹、邹守益等人往来，但并未能在庐陵形成讲学中心，要到西原惜阴会的成立才成功凝聚了庐陵的学者，与安福南乡的阳明学传统联系，使阳明讲会活动得以在面对张居正禁学的局势下，有力地持续开创。
除此之外，我们从王时槐的文集尚可见到一些讲会，例如，由安福的康日观、彭南之、王宗周等人发起组成的辅仁会，性质介于文会和讲会之间，“以身心之学交相砥砺，以词艺之课兼为操习”
。
[93]庐陵县有一淡江会，由萧姓叔侄和王时槐弟子们共同联会，是讲究习静切磋的理学讲会。
[94]我们也看到类似西原惜阴会的会规深入著名的白鹭洲书院，在《续白鹭洲书院正学会条三条》中王时槐规定与会者赴会时要“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摄，此心昏昧何以开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饬”
；“会日以静坐澄心，操存涵养为主，勿身在会堂，心驰会外，勿闲谈俗事……偏执己见”
。
正与西原惜阴会的规定相似。
[95]
晚明另一位安福讲学大将是刘元卿，刘元卿小王时槐二十二岁，是安福县西乡南陂人。
西里因地处远僻，距城郭几二百里，与其他书院距离亦远，士人中接触理学者原少，刘元卿可以说是此地推动阳明讲学、兴建书院的第一人。
刘元卿进入理学有二个机缘：生病及受邹德涵等人的影响。
据刘元卿自述，他于1562年（十九岁）得奇病，病中愧恨自己平素之所为，病愈后则念念欲求师问友，后研读《传习录》并付诸实践，在希求心体的长久操持之后，亦有所见。
[96]他又说：“予自庚午（1570）从邹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开入，始知用力于学。”
[97]此时除了自学外，他开始与邹德涵、刘应峰（1526—1586）[98]等相聚讲学。
[99]虽然刘元卿与江右学者往来密切，他正式师事刘阳，不过耿定向对其学影响极深。
他自认学问进一步开展的关键在于，万历二年（1574）游学于徐用检（1528—1611），并随徐用检见耿定向，耿定向教之以日常之道，而不是专静以求心体，才引他找到学问的坦途，[100]他说：“生诚愚暗，谬心斯道，徘徊歧径，迷恋影响，坐费光阴，动逾十载。
迩幸东学于鲁原（源）老师，南谒天台先生，并揭坦途，反我迷路。”
[101]
刘元卿一生未考中进士，却于1593年以荐举任礼部主事，但仅为官三年，便致仕归乡，继续讲学，因此其一生主要事业即在家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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