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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他“信得过良知真是真非”
，而能够无视于天下之人批评他行不掩言。
正因为自己标举的是必为圣人的志向，也因为“行不掩言”
正是狂者的表征，而狂者向道的心志又是学圣所必要的，因此外在行为不合中道和遭人谤议的事实，都可以因着“狂”
者的志向而被圣化，而乡评舆论的批判力也借“狂者胸次”
而解消。
类似地，晚明周汝登阐发无善无恶之旨，遭到时人极多的批评，邹元标在为其七十岁生日作序时，特举上文所引王阳明狂狷乡愿之说相勉励，勉其在遭谤时反省自己是否能有狂者坚持己志的胸襟，而不怀任何好名的乡愿意思。
[129]焦竑在论到世人惑于乡愿之形似而力排狂狷时，也强调“君子贵自信”
，庸流之排沮不但无伤，自信坚持己行，终能觉悟而达中庸之行。
[130]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到，学者如何引狂者自比以表述内心为圣的志向，透露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信风貌。
下面杨起元之论则偏重严格自省的一面，杨起元说：
尧舜之道与百姓同其日用，不忍以其身为皦皦之行，而乡原反是。
均斯世也，自乡原观之，则为流俗污世，而吾得以攘臂攫美名于其间；自尧舜观之，则比天聪明，天明威，而不敢不敬，不敢违道以干其誉。
若是者又何也？盖德有本而病有原，尧舜终身不萌一自是之念，而乡原以自是成也……夫自以为是则不虚，不虚则不合于天载，不合于天载则入于人为，人为则伪，故尧舜乡原之辨，诚伪之分也。
而世之学者莫克虚其心，妄意圣人之道，为之不已。
自以为真修实践者，虽未必即入于乡原，然已与乡原同病，不可不自畏也。
[131]
杨起元以虚心与否作为圣人与乡愿的区别，圣人能真正虚心，面对所生存的世界，能够诚敬遵道而认同万物，面对道德修养之事，则不断看见自己不足之处：“吾何忠信之有？”
“吾何廉洁之有？”
[132]因此其道德之进亦无限量。
相对的，乡愿之人总看自己比别人强，视其所生存之世为流俗污世，倾向于看见别人行为的污秽，并乐于标榜自己忠信廉洁的清高特异。
杨起元认为此一“自是”
之念便是不虚心，便易入伪，也正是乡愿的病根。
他甚至极警发地说，一个自以为真修实践、致力学圣的人，亦即对自己学问很有自信的人，很可能已入乡愿之病。
然而无论乡愿之辨所阐发的重点如何，忠信廉洁之美名与真实道德之间的落差，仍是此议题不变的前提，正如杨起元所说：“使尧舜与乡原共游于斯世，世之人必乡原之信而尧舜之疑也。”
[133]在勋业功名、乡评美誉都可能是虚假的时候，道德的判准其实只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好名”
“狂”
“乡愿”
等符号，就像一把双刃剑，可向自我内心刻镂出更深刻警发的道德实践力，也可以指向敌人，或以“狂”
自卫；或在敌人身上烙下好名、乡愿的印记。
[134]弥漫在晚明讲学风潮中的严格道德自省，或以狂者自诩的不同表述方式，以及许多充斥着漫骂、讥讽、自卫的纷杂言论，实与这种名与实、心与迹不相类的论述模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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