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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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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尝试由科举考试和王阳明的政治事功等方面来讨论王阳明个人思想如何在明代中期崛起，成功地建构出一著名的新学派，并快速发展为明代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以及此新学派在当时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所遭受的挑战。
关于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本章强调阳明学与官方政权间存在一种既依赖又批判的关系，不仅在面对科举考试和程朱官学的态度上，阳明学具有这样的双重特色，从王阳明如何借着军事的成就，成功地转化政治资本为学术文化资本以提升其学说的号召力，到阳明学者如何在地方或中央政治领域，运用资源提倡讲会、建立书院，又因这些活动标举着批判官学的旗帜，造成与皇权和官僚间的竞争，这一切都在在让我们看见私学与官方政治间复杂的依违关系。
从上而下的政治力，虽然在提倡或压抑私学时，常具有极大的威力，阳明学的兴盛与衰微也与此息息相关；然而民间自发的私学精神，却是阳明学兴起的根源，也是政治压抑无法熄灭的火。
当然，我们也无法单纯地歌颂私学的自主性，因为在真实的活动里，私学常常纠结、运用着地方政治中的人脉与资源来扩展，其目的也经常极富政治企图的。
至于阳明学派发展的历史可简单分为两期：王阳明生前，以王阳明的江西执政作为其学派正式建构的关键期，之后随着王阳明行踪的迁移，阳明学逐渐在江西、浙江传开，此时期学派的发展主要以王阳明为依归，以其所在为学派的重镇，因此同门意识也较强烈。
第二期则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门徒分散各地，各以所学入教，各地的士绅也纷纷成立讲会，蔚为明代讲学的新风尚。
后王阳明时期学说传播的方式，以各地士人组成的讲会为主，此时虽然王阳明及身弟子间仍保持较强的同门意识，彼此亦有往来，但随着讲会的地方化以及第一代门人的逐渐凋零，学派意识和规范已渐有转变，朝着学派分化、学说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至于阳明学者们讲会活动的情形如何，则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
[1]如蒙培元将阳明学视为宋明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见氏著《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关于王阳明及弟子开拓学派的努力，见g-lam，“HuangZuo’sMeetingwithWangYangmieovertheUnityofKion，”
MingStudies35（1995），pp.53～73.至于将程朱理学的流弊视为明中期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主因，又以王阳明为救时弊的道学革命，或认为烦琐的程朱理学有其必然衰亡的学说内在因素，参见葛荣晋，《明代社会的演变和儒学的分化》，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1073～1074页；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59页；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83页；庞朴，《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290页。
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对于阳明学的兴起与明代政治士风的关系有较细腻的分析。
[2]此处所谓私学主要指非官学系统的学术机构或组织活动，包括书院、宗学、义学、私塾和讲会等，这些组织在体制上虽不属于官学系统，却与官僚、乡绅、地方政治紧密相关，因此并非全然独立于官方、具有民间自主性的组织，不过也并非完全受制于朝廷而不能对官方正统提出任何挑战。
宋代的道学和明代阳明学说都曾被朝廷视为异端，却能借私人讲学之风开创新局面，最后跻身正统儒学，便说明官学和私学间复杂而变动的关系。
详见下文讨论。
[3]科举制度虽然在唐代已发展出一定的规模，也突破了一些门阀的限制，然而当时世族的势力仍强，科举只是取得做官资格的通道之一，经历唐宋变革之后，北方世族衰微，宋代的帝王利用科举选拔新兴士人为其所用，科举遂成为最重要的选才管道。
北宋虽有范仲淹和蔡京的改革，欲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为重要选才管道，但均没有成功。
参见苗春德，《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53页；JohhatesinSung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e，NewYeUyPress，1985；ThomasH.eioionsinSungewYork：St.Martin’s：iversityPress，1985.
[4]BenjaminA.Elman，“WhereisKingg？ExaminationsandImperialIdetheEarlyMingDynasty，1368—1415，”
T’oungPao79（1993），pp.23～68；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Berkeley：UyofiaPress，2000，Ch.2.
[5]关于宋代科举中各地区的录取配额及其政治考虑，请参看ThomasHoheSoificeoftheQuotaSysteminSungCivilServiations，”
JoureofeseStudies，TheiversityofHongkong，13（1982），pp.287～317.宋代解额只限于乡试，会试并无，明代则有严格的进士配额，宣德、正统以后分南、北、中卷，其录取定额比率约为55∶35∶10，见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70，1697页。
[6]例如，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铎承刘瑾指示，请增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
《明史》指刘瑾乃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此为两人互相勾结徇私的结果。
见张廷玉，《明史》，卷70，1698页。
[7]张廷玉，《明史》，卷70，1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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