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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试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说甚降心；兄弟间心舍不得，更说甚轻利。
以至待奴仆处心忍不住，更说甚忍性。
家庭中不踏实，外面粉饰，一切是假。
若从家庭中做得实，外面自不须言。”
[23]
从以上所引的讲学例子可见，学者们在讲学会中宣扬“圣与凡同”
，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一般人认为学圣人太困难、不可行的想法，说服人相信只要自己立志，人人可以成圣。
他们又宣扬“圣学简易”
，阐明学圣之道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尽孝尽忠、爱亲敬长即可，所谓“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学尧舜”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
[24]他们所希冀的，是为众人指出一条通往成圣的道路；而在他们建构的社会改革蓝图中，理想的道德社会，正是儒家经典中的三代盛世。
他们批评当时人“好高立异”
是走错了路，离圣人境界越来越远。
基于此，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些教导的内容，完全合乎传统礼教的内涵，并不特别具反叛性。
至于晚明阳明讲学活动在晚明社会文化中的意义，若以争议最多的泰州讲学为例，过去学者的研究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泰州学者致力于提倡以讲学改革社会的理念与实践，即在“万物一体之仁”
和“师道立则善人多”
的信念下，强调以讲学学圣人（孔子），以讲学而经世。
又配合《大学》由身而家而国的道德政治观，注重在宗族、乡党间以讲学落实其道德教化，并以宣讲孝弟慈等家庭伦常，致力于宗族宗会的组织建构。
而且无论从思想内涵或实践活动面看，虽然泰州讲学庶民化的程度与影响仍需更谨慎评估，不宜过分强调，但是其确实能够较深入庶民阶层及文化中，甚至与其他宗教文化融合，创造新的社会文化活力。
[25]
另一方面，泰州讲学在明末清初的知识社群中，屡遭严厉批判，包括其提倡布衣讲学窜师儒之位，而混淆传统纲纪名分；其教法易流于重悟轻修之弊，导致猖狂的学风士习；提供士子攀附权贵、游食高门、形成党派等。
[26]这类批评自然牵涉复杂的因素，或因学派不同，或因政治立场歧异，或出自士绅阶层对社会秩序及分工的维护心理，并不都公允。
而且许多现象可能更关系着晚明整体社会结构，如生员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分量与地位之改变、市镇商业经济的勃兴影响生活习尚、政治体制的崩坏与法律规范在实行上的松弛等，并不是任何学说造成的结果，而泰州讲学本身也是因应这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2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问泰州讲学为什么如此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晚明阳明讲学活动隐含着怎样复杂纷呈的面貌，及开启多元学术表现的契机？下文将从工夫论、言说活动、道德表述三方面来探讨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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