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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
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
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
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
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
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
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
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
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的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
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
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
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
的，终日大声叫骂。
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
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
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
你自己去想想吧。
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
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
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
于是，这个“武士道”
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
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
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
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
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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