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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只不过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体制，虽然，从此以后，不再朝活着的人磕头了，但这场革命作用于中国人精神方面的觉醒，还是有赖于稍后几年的五四运动和那场文学革命，一潭死水的古老中国，托天保佑，总算才出现一些变化。
倘无这场启蒙运动，倘无德先生和赛先生，说不定读书人，还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子曰诗云，之乎也哉；还得八股文章，秋闱应试，千里迢迢，上京赶考。
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到最后发疯为止。
如果幸而被胡屠户一巴掌扇好了，那无休无止的磕头生涯，也会磕成一名彻底的侏儒为止。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人明白，磕头如捣蒜的侏儒生涯，不是惟一必须的选择。
于是，二三十年代，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学，也有了相应的繁荣。
那时候随便拉出一位作家，与时下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相比，至少识的字多，至少读的书多，至少不下流，不堕落，不那么不要脸，至少认真地做文章，因此，直到今天，他们的作品，仍旧可以作为范本在流通。
房龙在《宽容》里面，对文艺复兴时期贡献新思想的“几个握鹅毛笔的英雄”
所作的评语，“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
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
这样的褒扬，用在上世纪初进行民众启蒙教育的精英分子身上，非常合适；用在奠定新文学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的鲁迅先生身上，更是贴切。
他是那场大清扫中，最为卖力的清道夫。
毛泽东誉他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
这样的评价也是近年来一些人最不愿意听的。
然而，“五四”
以来，一直以扫除腐旧的垃圾为己任，以疗治国民精神创伤为目的，贯彻始终，奋斗至死者，也只有一个鲁迅先生。
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毛泽东总结出来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是事实，更是真理。
从一开始的白话文言之争中，我们就读到了他愤怒甚至过激的誓言。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
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直到他病入膏肓的暮年，写他的精神遗嘱时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明了他从头到尾的人格上的一致。
他的伟大，在于他一生铲除的各式各样的垃圾中，对于国民的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中磕惯了头以后的奴性的揭露，这也是他最具思想光芒的、给予最大关注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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