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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国家”
的观念,中国秦汉以后已并不存在。
但战国以后,工商业大大地发展了,如齐国的临淄,便有户口二十万家,大都市早兴起了。
当时最大的商人是盐商和铁商。
商税既归王室私有,于是王室收入,反而多过了政府。
这也不是出于帝王之私心,只是社会经济演变发展,在当时未先逆料到。
汉武帝数伐匈奴,为国家司库的大司农报告国家钱库已空,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应者只卜式一人。
武帝遂一怒而收回山、林、海、泽之利,把盐、铁收归国营与官办,把因此所得捐助给政府。
在武帝之意,好像说:你们那些商人,运用了我王家土地发了财,我请你们捐助些给政府,你们不肯应,现在我便把王家私地收回,让我来直接捐交政府吧。
此种政策,正如今日之“公卖”
与“国营”
,有的说它颇似近代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出发点则大体如上述。
可见中西历史仍是不相同。
我们一定先要明白汉武帝以前一种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之来历与转变,才能明白汉武帝所行“盐铁政策”
之理论与根据。
汉武帝以后,政府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尽量自由的经营。
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不使社会上有大贫大富之出现,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贫而乐,富而好礼。”
社会不能严切制定没有贫富之分别,但穷人亦要让他们活得有一些快乐,富人须教他们知礼守礼。
中国人所谓“礼”
,便是一种生活的“节制”
与“限度”
。
董仲舒曾讲过一节话,他说:“富而骄,贫而忧,都是要不得。
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达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境界。”
上引孔子与董仲舒两番话,实可代表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
一个社会,虽不能做到均贫富,却老想能在某种限度内保持其平等。
富的有一个最高限度,穷的有一个最底限度,求能把贫与富的分别,限制在此有宽度的中间而不使逾越。
此亦是中国人之所谓“礼”
,亦即是一种“均产”
的理想,这一种理想的执行人就是“士”
。
在这样一种传统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国始终走不上大富大强的路。
然而一个国家也不可太富强,太富强了就会有危险。
中国的传统哲学:“国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经济求能发展到一般生活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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