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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打倒了“有权人”
。
中国秦汉以后，早不是贵族政府了，参加政治组织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间的士。
“士”
经过了政府之察举和考试而加入政府，这一制度，由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之建议而确立。
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该和社会平民有分别。
做官后，由国家给以俸禄，理论上应该专为公家服务，再不该顾及各自的私生活了。
若其再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则将妨碍公众，亏负本身的职守。
其余农、工、商三流，则各自经营私生活，而负有缴纳租税的义务。
这个道理，自孔子时即开始提出。
《论语》里屡次说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类的话。
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农、工、商生活有私家经济之凭藉，惟士则无恒产而有恒心。
其精神所注在于“道”
，不在私人衣食。
汉武帝时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
士人报考，必须声明身家清白，此所谓清白，亦包有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而言。
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国的教士。
不过和尚是要出家的。
在西方，宗教与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
。
传教徒既没有家庭，也不参加政治。
而中国的士，则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还要参加政府，要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务。
西方社会里的最高人生理论寄托教会，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的一流。
有志做士的，便不该自谋个人生活。
他的个人生活该由旁人来替他解决，他则应该专为公众服务。
孟子之徒问孟子：“先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不太奢侈吗？”
孟子说：“尧以天下让舜，舜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奢侈。
像我这样，怎便算是奢侈呢？”
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是可贫可富的。
在中国，士是双料的和尚。
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参加政治，所以说是单料的。
中国的士，却有家庭，须得仰事俯蓄，但又不准他为自己谋生活，专要他讲道，假使不这样，又如何负得起治国平天下之重任？诸葛亮做了汉相，临终遗表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
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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