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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故中国人较易接受。
可见中国人传统的道统观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
尊道崇道，只是尊崇人。
人的尊严，在道德人格上具体呈露了。
在师的位分下具体代表了。
耶稣教来中国，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稣也只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为上帝，皆可为耶稣。
耶稣教人获得满足的在出世，在身后，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
而中国人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
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
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教僧徒改口说人人皆可当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这是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复活时代。
那时的中国人，不再想做佛菩萨，仍想做士君子、做圣贤了。
这时期最伟大的人物，首先允推范仲淹范文正公。
当他为秀才时，他并没有担当得国家大任，但已经在其内心以天下为己任。
他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与宗教精神。
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实尊严。
后来范文正率军到陕西，有一位十八岁青年张横渠先生，上他一本有关军事计划的万言书。
范文正立刻召见，勉慰有加地说：“你正当青年，应该多读书求道。
这些事暂不要理会。”
因赠与《中庸》一册，这是先秦儒家讲人生最高哲理的书。
张横渠经此鼓励，从此闭门折节求学，卒成一代大儒。
他后来尝说：一个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我们细细体会范文正和张横渠两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之所谓“道”
，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〇所以说它是“人文精神”
。
抱负这种精神的，先该牺牲着为个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说它具有“宗教精神。
因其不主张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张为自己打算，所以说它有宗教精神。
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体复活了。
王荆公名满天下，宋朝皇帝请他教读，王荆公要求自己坐讲，皇帝立听。
人问之，对曰：“我坐而讲，皇帝立而听，我并不是要皇帝尊重我个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讲的道。”
中国人讲的道是代表现世大众，天下人类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师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
，必得要“尊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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