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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中国的音乐演出产业链便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供求链:即以乐团为基础,辅以独奏或独唱艺术家。
然而这一产业链中仍有不少“漏网之鱼”
,他们则纷纷各自组建乐团,落单者以教师身份育人;处于供求关系最边缘的为室内乐,既无国资补贴,又无市场呼声,难以炒作。
因此,“爱乐女”
在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不失为一个经典的“另类”
案例。
这一女性组团的做法也恐怕是日后全女性演奏组合的鼻祖。
创始人兼室内乐团的核心人物郑小瑛教授回忆道:“其实当时就是觉得市场经济对严肃艺术冲击很大,乐团都不演出,演员们要么去钻棚录音、要么去走穴赚钱,学生们就知道邓丽君,也没人听交响乐了。
我和司徒志文、朱丽凑到一块偶然说起这个事情来,觉得大家都不上班了,就是在家做饭、看孩子,能不能找一些赋闲在家的女乐手,搞个小乐队去学校演一演,介绍点室内乐之类的。
于是就打电话联络,结果第一次排练,居然来了十几个人。
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很受鼓舞,因为之前说好是没钱的。
我们几个都是女的,就起了‘爱乐女’这个名字,当时觉得女的是不是能好说话一点儿啊,大家也都很喜欢,于是就这样叫开了。”
郑小瑛现在回想起来,“爱乐女”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集体,大家在一起都很亲热,说的都是演出排练的事,没有人提钱。
“女音乐家不是人人都小肚鸡肠,也有非常大气的,因为说好没有钱,所以看重钱的人就不来了,来的都是爱艺术的、性格开朗的。
当用一种理想来团结大家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走到一起来,我们在7年中演了300多场,不容易啊,都是不计报酬的。
后来有人给我们捐一些钱,也无非就是交通补助之类的,现在想来真的很感动。”
“爱乐女”
风靡一时。
长期为爱乐女无偿创作新作品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知名女作曲家张丽达也以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回忆起了10多年前初识爱乐女们的场景:“1997年夏天,又一次赶在了三伏天,‘爱乐女’在朝阳文化馆前厅排练我的作品《1997香港序曲》,排练中,郑老师时而招呼乐队,大块儿向前挺进,时而停留在某个细节上,抠住不放,乐队随她要求,不断重复练习着某一个困难片段。
她的声音,带着大理石墙壁的回声,在乐队暂停的空隙里,充满整个大厅。
接着,她引领着乐队继续向前。
大厅向阳,我倚着廊柱站着看谱,骄阳似火,没开空调,时近中午的时候,很是闷热,且晒。
大家不计较条件只计较艺术的那股认真劲儿,并不因工作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就是这种纯美的精神,使爱乐女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感召!
郑老师支持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演奏,已是在业内外形成一致口碑。”
爱乐女交响乐团成败笔?
后来爱乐女室内乐团经过扩大,一度成为爱乐女交响乐团,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出国巡演的几次辉煌之后却偃旗息鼓。
对于“爱乐女”
的沉默,郑小瑛如鲠在喉,不愿多谈,只是提到“困难重重,女性抱团而无男性支撑,运营上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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