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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室内乐团无法登记造册为义工组织，而必须在工商注册，违背了爱乐女公益的初衷”
。
在中国凡组建室内乐团及重奏组者，或不满现状，或胸怀大志，或精力过人，或淡泊名利。
美艺三重奏的普莱斯勒、大提琴爱乐的朱亦兵、风雅颂的宋阳、很威猛的宋思衡和爱乐女的郑小瑛无不如此，可均纷纷以沉寂或解散告终。
这里夹杂着乐团成员单飞的希冀、钩心斗角的纷争和与世无争的奈何。
室内乐发展式微，的确是人性光彩与阴霾的双重印照。
现在看来，“爱乐女”
的名存实亡实则缘于爱乐女交响乐团的成立。
若以室内乐建制，“爱乐女”
依靠单薄收入和社会捐赠尚可为继。
而交响乐团需要高明的管理、繁杂的后勤、庞大的人员，诸如此类又需要大量资金保障，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且一旦扩大建制，就难再退回去了，“爱乐女”
实为骑虎难下。
而郑小瑛身为指挥，从未放弃过指挥交响乐团的念头，从最初的中央歌剧院，到随后的爱乐女交响乐团，还有已在北京工商注册但从未建立的北京爱乐乐团，直到1997年在厦门筹建的厦门爱乐乐团，郑小瑛就似中国的“造团专家”
托马斯·比彻姆（ThomasBeecham）。
“爱乐女”
们无视的严肃音乐的颓势、建团伊始的松散和随意的扩编，恰恰导致了这支室内乐团的最后宿命。
在2009年7月初“爱乐女”
成立20周年之时，室内乐团当年成员应郑小瑛教授振臂一挥，云集于厦门老年活动中心的音乐厅。
郑小瑛的音乐会总有与众不同的曲目和出其不意的桥段，每每给人惊喜。
这场音乐会的纪念与象征意义大于艺术价值，艺术家们的友谊亲情至深，感人肺腑。
一位艺术家超越了其艺术成就的贡献，可能是她关怀后世的胸怀和远见。
“爱乐女”
成立之初，郑小瑛果敢将尚在学生时代的宋飞和章红艳招至麾下，刘瑛也在应征之列。
如今刘瑛是中国爱乐乐团打击乐首席；二胡演奏家宋飞曾以局内人之身不畏强权，揭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如今已身居该院副院长之位；琵琶演奏家章红艳痛斥女子十二乐坊假奏，初判失利后再次上诉，最终赢得官司。
“爱乐女”
的薪火得以由两位民乐女承传，也正是郑小瑛的伯乐之眼。
由此“爱乐女”
的精神也超脱了室内乐团的躯体，成为具有各自人格的具象，传承在不同的音乐领域当中。
2009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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