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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
，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
的发难者。
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
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
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
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
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
的。
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
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
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
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
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
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
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
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
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象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
了。
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
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
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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