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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社教社向社友征集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1936）[167]
1937年5月上旬，各学术团体在南京欢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教育学会会长孟禄博士，“席间相谈甚欢，博士甚希我国教育学术团体，正式加入世界教育学会。
兹已由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发起，联合参加为正式会员”
。
社教社报名表于5月10日寄出，该社理事陈礼江就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代表本社一切。
[168]6月，各学术团体推定17名代表组成“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
[169]，哥大出身的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刘湛恩为干事长（三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社教社社员雷宾南为成员之一。
尽管最终因日方筹备委员会允许“伪满洲国代表参加”
取消行程，但由此七个教育团体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却保留下来，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迁重庆，并邀集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五团体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发行《建国教育》刊物、举办学术讲演、举行联合年会等活动，成为抗战期间各学术团体保留火种的“诺亚方舟”
。
特别是抗战期间前后举行的四届联合年会，赢得各学术团体的高度评价。
如1938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年会，大会以“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设施问题”
为中心议题，共同商议各种教育问题的战时应对措施。
在战火纷飞中，全国教育界代表围坐一起，“无论从团结意义上讲，抑或从学术沟通上说，均为空前的盛会”
，彰显了“教育学术界共谋教育力量助成抗战建国伟业的意义”
。
[170]综之，社教社通过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团体联络、沟通，在为自身社团发展寻求助力的同时，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并从而影响了一部分人士对社会教育的看法，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寻求了“同声相应”
的助力。
[1]郑成林、路中康：《社群、社团史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重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
学术研讨会述评》，载《近代史学刊》，第5辑，2009。
[2]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以范围于法律之内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折》，载《政治官报》，第135号，1908。
[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大学院公报》，第1年1期，1928。
[10]《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学术团体办法》，载《浙江民政月刊》，第26期，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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