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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部关于各学术团体应呈请备案的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一、二）》，7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第一个层面是从传统士大夫中蜕变而成的近代士绅知识分子，以张謇、梁启超、张元济、熊希龄、江谦、唐文治、袁希涛、沈恩孚为代表，有科举功名出身，有深厚的中学根基，对新学不排斥，多数清末曾担任过显赫职务，他们以自身影响力保护和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清末民初的归国留学生（游历海外），包括留日、欧美等，以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陈宝泉、张伯苓、郭秉文、胡适、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晏阳初等为代表，用与传统士大夫迥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理念，投身教育改革浪潮；第三个层面是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
见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438～4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322～32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全美最古老之华人社团》，载《华侨时报》（香港），1989-09-15。
[15]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191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16]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52～2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7]笔者整理于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历年会务简明报告表》，自刊，1926。
[18]刘正伟：《巡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尽管按照《章程》规定，会员代表大会（常会）是该会的最高权力及决策事务的机构，但每年只召开一次且需参加人数达到会员的三分之二才算符合程序，远远不如每月召开一次、10人参加即可的评议员会方便、便捷。
[20]陆尔奎：《论教育会之性质》，载《教育杂志》，第1卷9期，1909。
[21]笔者整理自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10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439～4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张宪文、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词典》，26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2]《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3]《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24]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成立》，新闻要闻（省外），《湖南教育》，第25期，1932；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成立》，载《中华周报（上海）》，第8期，1931。
[25]“中国研究及实施社会教育者，向无联合组织，在事业发展上极为不便。
俞庆棠、童润之、赵冕诸君有鉴于此，爰发给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
见《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载《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1期，1932。
[26]“国内社会教育界闻人李云亭（李蒸字云亭，笔者注）、俞庆棠、高践四、雷宾南（雷沛鸿字宾南，笔者注）、彭百川、陈礼江、祁锡勇、赵冕等，鉴于社会教育在训政时期之重要，非联络进行，难获实效，同时并为增进研究兴趣，促进事业发展起见，特联合同志七十二人，发起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
。
见《中国社会教育社在京举行成立大会》，载《民众教育通讯》，第1卷9期，1931。
[27]“江浙社会教育服务人员，鉴于社会教育在训政时期工作之重要，若非联络进行，难获实效，并为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起见，特由高践四、李云亭、彭百川、俞庆棠、刘述尼（刘绍桢字述尼，笔者注）、胡承枢等，联合同志七十二人，发起中国社会教育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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