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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于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梁漱溟的发言并没有成为之后讨论的风向标。
与会代表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更倾向“站在社教立场”
来看待问题,中心议题集中在政教关系以及如何对待现有政府两个问题上,大致分成助成派、取代派和合一派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派支持者最多。
助成派核心在于“助成”
,主张在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下,利用社会教育手段促成乡村自治实现,有李蒸、杨翼心、李一非、顾良杰、钟灵秀、周葆儒、高炳泰、陈一、孙有良等20多位拥趸。
张植安认为:“我们研究社教助成地方自治之工作,主要是在助成两字。”
[149]以董渭川、屈凌汉等为首的声称“自治与生产,在社会上更有专业,吾人似宜着眼于助成或促兴方法,而不必致全力于自治或生产本身”
,认为要完成本会年会中心议题使命,“须政府各机关团体与各专家之共同努力,社会教育者于此亦有无可诿卸之任务”
,提出各级学校推广教育工作、协助训练乡村小学教师等对策;李蒸、杨翼心、钟灵秀随即给出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具体意见。
显而易见,此派学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在论及政教两界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合作”
,要将“军事、政治、经济与教育四者打成一片”
,密切合作,社会教育应注重“对于政府各机关团体、各种事业专家与有组织之民众间之一切沟通介绍与辅导工作”
。
这种观点较符合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习惯。
取代派则建议用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或自治机关取代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重新整合原有政治、经济、教育各部分内容,此派以梁漱溟、姚石庵、朱懋澄为代表。
很有意思的是,三人内部观点各有差异,各自代表所在团体发声,朱懋澄为中华民生改进社名誉总干事,倡导用“劳工新村制度”
来作为新的自治机关,“其办法:先在改良平民之住宅及其环境,再由此而作积极社会改良之运动,根据友爱、互助、合作、整洁、节约等原则,改良劳工生活,推行劳工教育,施行自治,以及培养生产技能和效力,相互推进,相与有成,而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建设一个健全新的社会”
;姚石庵作为中华平民促进会代表,“吾国民族力量不足,自治智能薄弱,生产技能窳陋,自应以培养民众自治力,增高生产力,以发挥民族伟大力量为目标”
,主张以平民学校为中心,有组织、有计划、有连锁地对全体民众进行自治训练。
[150]取代派中,以梁漱溟影响最大。
合一派的核心观点是施行“政教合一”
制度,以彭百川、董渭川、屈凌汉、崔载阳、黄仲诚、林本、王越、程宗宣、蔡衡溪、雷沛鸿等为支持派。
彭百川(时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认为:“本社站在社会教育的立场,去助成地方自治,第一步须促成‘政教合一’制的设施,然后社教可赖政治的力量以发展,社教发展,地方自治的设施,就可以藉社教推行的利器,而树立坚强的基础。
社会教育实施的材料,也随应变更他的动向,把‘地方自治’为取用的源泉”
;程宗宣(时任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认为要将“政教合一”
“学校为社会之中心”
口号落到实处,方法即是“务使每一自治单位有一小学校,即以之为地方自治之中心机关,学校教职员即兼任地方自治人员,为地方自治之中坚分子,藉收‘政教合一’之效”
;蔡衡溪(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编辑室主任)主张“社会教育工作人员要能实地参加地方自治组织以内,予以切实合理之辅导;社会教育机关要联络各地党部,予民众以四权运用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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