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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翻检史料，未发现雷沛鸿参与中心问题谈论，但该年年会理事会邀请了其作大会工作报告，在报告的40分钟时间中，雷沛鸿简要汇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实验部工作，特别就国民基础教育的组织问题进行说明，“我们的办法，是‘一人三长，一校三用’”
，“一人三长”
，即村长兼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而基础学校既为村坊公所，亦为民团后备队队部构成了“一校三用”
，“现在又加上保健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共有五种事业”
，国民基础教育不是单独的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它是合此数种为一整体，它有一种整体性”
，而国民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就赋予了普及教育、创造新国民的使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认定教育不能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分开，故在组织上须打成一片”
。
[152]显而易见，雷沛鸿在“政教合一”
方面走得更远，在广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六年实验。
诚如俞庆棠所宣称：“从社友在组织上制度上的努力说，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山东的乡村建设，其他各地各处民教学术的研究等，在在都表示我们努力的程度。”
[153]
图2-8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会议现场掠影（1936）[154]
针对各派的分歧，国民党元老、时任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在随后大会演讲中作了回应，“不过自治还有一要件，兄弟觉得一国人民不能无政府，一切均要用国家的政府管理，人民更需政府管理，种种事情无政府便不能成功，如我们这次年会讨论时一部分社友还客气，这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由管理到自治，无管理决不会到自治的，故办理地方自治要推进政府政治，然后自治才能成功，要二者互相促成，所以社教同人，要想法促进政府力量，助成地方自治，正面与反面均可”
[155]。
长官一席话明显倾向于“促成派”
，实际上，这种“促成派”
理念主导了之后中国社教社的舆论方向。
很有意思的是，本届中心议案讨论中，以王越为首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频频交锋，意见相左，颇有几分延续第二届年会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论争的架势，只不过由隔空掐架变为正面交锋。
当梁漱溟率先给出中国自治不成功的三大原因，指出经济仅是原因之一，王越回应“考过去自治的所以失败，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现在应先注意经济方面的解决，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不然，人民谋生不睱，遑论自治”
。
面对王越的挑战，梁漱溟利用大会主席的身份，在宣布“现在的讨论应从社会方面讲，不必从地方自治本身讲，兹既无其他意见发表，乙项可暂告结束，请集中讨论丙项”
，社员张植安、王春元按照要求发言后，梁漱溟却话锋一转，“本席前曾陈述，中国自治失败的原因主要约有三点，兹再补充一下……”
，补充内容依然围绕三大原因展开，并就王越发言进行针对性回应：“前有几位社友说的不错：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没有地方自治可讲。
这话我想修正一下：就是中国的大局问题未解决以前，就无从谈自治，但是要等到大局问题解决了，才谈自治，那也不对。
……这三点中第一第二两点，我们邹平所实验的‘乡学’就是走的这条路。
至如邹平的乡村运动，就是走的第三点的路。”
梁漱溟的强势，遭遇到王越的强硬反击：
刚才听了梁先生的话，本席有一点感想，我觉得梁先生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两点，是有矛盾的地方，第一点说要恢复中国旧有的伦理精神，而中国伦理精神的中心点是在以对方为重。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来都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是“三纲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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