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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市政机构在进行卫生工作时，若涉及使馆界则必须承受外人的压力。
1921年，京都市政公所在修理御河时，须由英使馆操场界内接通沟渠，为此英使馆提出四个条件，包括工期不得逾十日，来往时只许牵马通行，修浚后若发生污秽由市政公所负责修理，以及先行赐函作证方可开工，市政公所均应允照办。
[11]京都市政公所在20年代要求粪夫将粪桶加盖遭到了罢工抵制，而穿行于使馆区的粪车却都已加上木盖。
[12]外国的压力反而成了市政工作的动力，以致出现了市政机构假借外人名义推行卫生的现象，如1903年京师工巡局就因街道不如八国联军统治时整洁，且居民不听督促，于是借洋人照会要求民众按时泼水。
[13]
图2.1使馆街
资料来源：blog.sina..sblog_51el，
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拍摄于1901年。
“以卫生为借口为压迫之工具，乃帝国主义者素所喜用之手段。”
[14]在近代早期，西方国家借由卫生的名义，对中国的内政进行直接干涉，中国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往往只能听从照办。
但这种首先出自外人的压力很快内化为政府的动力，推动其做出反应，改善卫生以维护主权。
1902年，善后营务大臣胡燏芬向清廷奏请：“京师地面之不靖乃因事权不一，所选巡捕不精所致，故应特派大员专司其事，巡捕应以警务学堂毕业生充任。
且京师街道污秽，仍不免受外国人耻笑。
宜饬户部筹确款改修街道以壮观瞻。
请效仿上海工部局之例，设立工巡局，特别简派大员一面督修街道，一面整顿巡捕事务。”
[15]这个提议在当年即得到了实行，新成立的工巡局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市政管理机构。
虽然北京逐渐建立了近代的行政机构和法规制度，但由于清廷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许多改革举措多为照搬他国经验，如所颁布的《违警律》就不过是从西方违警章程中“摘了几条”
[16]。
因此在清末，北京的市政机构未能开展起有实效的公共卫生工作。
“无非是弄几辆破土车，撮撮胡同的脏土，敷衍了事，只顾眼前，卫生局也仅是暂时专管收妓娼烟灯捐，连妓女的卫生都不管。”
[17]至民初卫生事业仍然未能独立于警察制度，加之动**的政局使得行政机构缺乏稳定性和专业性。
北京政府内务部卫生司成立后，“十七年中换了九个司长，除第一任未就职的林文庆是一个医学博士，及第二任伍晟为日本某医校药科毕业外，其余七个都不是医界中人。
前京师警察厅卫生处处长换过四人，没有一个是医界中的”
[18]。
即便如此，基于卫生具有强种强国作用的认识，在近代北京历届市政机构中，卫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事权大小总还是必需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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