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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寺疗养院以半月为周期付款一次，积欠达半月者即强迫其出院，住院时间截止在出院之日，但上午10时前出院者当日不计。
清源医院一次性缴费期最长，须缴纳一个月的费用，并以半月为期结算一次。
[30]医疗空间根据一定长度的钟点时间量化住院的预付款，同时以不同周期的时间单位计算住院的花费，且以某个钟点时间为节点衡量住院的“日单位”
，由此使得患者在整个住院过程中的钟点时间始终与金钱计算相联系。
医疗空间对外部民众开放的活动除了门诊以外，还包括允许患者亲友前往探视。
但对医疗空间而言这是被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视为对医疗活动的干扰，因此各医院对探视时间都有具体的限定。
警察医院的探视时间以每日下午2时至5时为限。
[31]精神病疗养院因病患情况特殊，因此探视时间仅在下午2时至4时，且同时不得超过二人，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
[32]私立医院的探视时间稍长，清源医院规定为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但明确要求探视时间愈短愈佳，以免影响病患休养。
[33]道济医院的探视时间还根据病房的等级进行区别，头等病房在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2时至8时，二等病房从12时至6时，三等病房则只能在12时至3时，且每次仅限二人。
[34]探视时间是患者在住院期间短暂地获准接触外部的机会，探视时间的限制程度反映了医疗空间对患者的控制强度，官办医院的控制较强，而私立医院相对宽松，有的医院还考虑到患者的经济能力，对能承担高费用的患者控制较为宽松。
医疗空间不仅有自我管理，还受到近代市政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种外部介入的力度，在时间上也有所体现。
官办医院由市政机构所设立和领导，其办公和诊治时间均遵照其主管部门的规定。
市政机构要求上报医疗诊治情况，报告的周期随着管理力度的强弱由疏到密。
内外城官医院在清末创办之初，每季须将诊治人数由内外城巡警总厅申报民政部汇奏一次。
[35]在传染病多发的时候，为了及时掌握疫情消息，汇报的时间间隔被迅速缩短，1917年京师警察厅为预防秋疫流行，要求开业医生每十日填写异症表上报。
[36]1922年，夏秋两季各开业医生每星期均须将所诊治的异症填表呈送警察厅。
[37]30年代中期形成了固定的报告模式，无论公私立医院在每月的最后一日均须将诊治人数、病别汇齐，填入卫生局所发的诊治报告表，送卫生局备案，若遇急性传染病者须在24小时内直接报告卫生局。
[38]1934年卫生主管机关要求各医院医师，遇有传染病立即填写报告呈送。
[39]行政权力从外部实施监管的时间频率增强，体现了其对医疗空间的控制能力在提升。
在近代医疗空间中，钟点时间是计算金钱的重要标准之一，金钱量化亦是钟点时间得以有形化的方式之一。
时间流逝即等同于金钱流失，这种近代时间观念通过医疗活动得到进一步推广。
尤其是私立医疗空间在营利的驱使下，将钟点时间与具体收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患者同时受到了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支配。
钟点时间与金钱的联系使时间运用成为商业竞争的一个手段。
在官办医院开诊时间相对较短的情况下，私立医疗空间通过更长的开诊时间争取患者，增进收益。
当时的西药房也同样重视时间对于营业增进的有利影响，无论昼夜，只要有需要均为病人配购药品，而中药铺则往往推诿，这成为其在营业上不及西药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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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点时间还是实施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
医疗空间通过钟点时间管理内部的人员，约束进入其中的民众，尤其是住院的患者，其活动更是受到了钟点时间的全面支配。
钟点时间的管制能力既是医疗空间的内在要求，又有行政权力的外部推动，市政机构通过固定周期的监管，使行政权力在医疗卫生事务上保持了有效且持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医疗空间在采用钟点时间全面规划每一天活动时，也将其活动节律与大部分民众的生活规律保持基本的同步。
大多数医疗机构在民众活动较多的时段中都处于开放状态，定时定点的医疗服务能够为民众的生活提供钟点时间的确切参照，有助于推动民众对钟点时间的接受由被动转为主动。
医疗空间的增多和医疗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其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时间不断延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为民众提供的卫生保障能力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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