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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身体遭受的最大摧残主要来自**易，嫖客不会顾及妓女的身体不适，妓女有时一天留宿多人，在经期、孕期中还必须留客，甚至有导致流产或致病者，还有的年龄很小即被强迫留客，其身体在发育期间就受到摧残，必然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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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逛妓院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恶习。
社会舆论虽然贱视妓女，但对嫖娼者较为宽容，“甚至代表舆论的报纸也以为鼓吹风雅为妓女大登广告，无知小民更不觉到花柳病的危险，以嫖妓为唯一的娱乐”
[73]，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就是性病的泛滥。
20世纪初十年后期，到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人中有相当比例的性病患者，此外仍有很多人对性病的严重性根本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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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患者涉及各个职业，学生的比例很高。
1915年据某医生的报告，“大约100学生中有90人受染花柳病毒”
，情况之严重促使当年北京学界发起了反对嫖赌恶习的行动，青年学生团体“北京社会实进会”
也屡次召开讨论会，拟定采取一些切实行动。
[75]但反对嫖娼恶习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学生群体患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据北京大学医学院皮肤花柳病科1926年至1930年五年间的统计，求诊患者中学生远多于其他职业，占至三分之一。
即便考虑到北京的学校林立使得城市中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该医院的学校背景，仍然使人们对这样的比例感得触目惊心：“莘莘学子，苟尚流连狭邪，不自振拔，则亡国灭种，祸不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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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遏止的社会恶习造成娼妓业的泛滥，使得性病成为蔓延社会各界的传染病，而性病治疗因此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商机。
20年代在警察厅专门药的登记册中，治花柳病者竟占十分之四，而这些药中大多掺杂以毒攻毒的猛药，重则致命，轻则亦会传染妻子，以致无后。
[77]以治疗花柳皮肤病为主的诊所纷纷开设，在报纸上大作广告，俯拾皆是。
[78]有的江湖医生劝说有遗精情况的男人到妓院去治疗，公共厕所里也贴满了各种治疗花柳病的广告。
[79]社会上关于性病的各种言论甚至谬论流传，影响了人们对性病的正确认识，进而影响到感染性病者的及时治疗，更间接推动了娼妓业的发达。
社会现实显示了娼妓问题和性病传播的严重性。
舆论对此虽早有议论，但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得到热烈讨论，医学与卫生学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19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废娼问题》一文，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
他提出五大必须废娼的理由，其中之一即为尊重公共卫生，因为娼妓造成的花柳病传染，“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
，对于人种存亡影响很大，若娼妓一时难以废止，则暂时的解决办法是将其放在国家的监视下，实行检查身体的制度和设置相当的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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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妇女杂志》将当年第三期订为《娼妓问题号》，集中发表了对娼妓问题的一些讨论，涉及娼妓制度的根源、娼妓的社会危害等，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其中《娼妓之卫生取缔》一文通过翻译国外对于娼妓卫生问题的前沿讨论，主张国家应负起社会卫生的责任，对妓女的身体实行卫生的监视。
[81]1927年，《妇女杂志》再次发表这类讨论，留美博士胡定安提出“性病是国民病之一种”
，而妇女是媒介主体，建议国家通过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全面防治性病，以达到“监视”
和“保护”
妇女卫生的目的。
[82]
在这场讨论中，卫生的引入使得对妓女的谴责不再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上升至科学和国家的高度。
舆论不断论证妓女不卫生的身体，“监视”
一词被屡次提及，其话语的逻辑就是：妓女的身体是不卫生的身体，应该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之下。
这样的逻辑在2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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