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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心或求知欲而研究科学，但科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以让人们依此而进行纯粹的知识探究，让一切真理或客观知识都逐渐汇入这个统一的体系，并把一切谬误都从这个统一的体系内清除出去。
现代科学追求科学统一或“终极理论”
，正好与工业文明追求不断增长的征服力相一致。
但如果你像普利高津等科学家那样承认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你便也该承认，人类的创造永远也赶不上大自然的创造。
人类创造的一切都仍在大自然之中，人类创造的东西可能反过来伤害人类自身，汽车、飞机等人工物不是既服务了人，也伤害了人吗？它们排出的温室气体不是正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吗？如今，宇宙主义者还想造出比人类聪明万亿万亿倍的智能机器[18]，这是不折不扣的自作孽。
人类必须放弃揭示自然全部奥秘、建构真理大全或发现“终极理论”
[19]的野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目标，进而改变知识探究的目标和方向。
人类必须对理性的有限性和可错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大自然保持绝对的谦逊，承认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类知识相对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
由这种知识论上的谦逊可导致价值追求上的明智——放弃对征服力和物质财富的贪婪追求，探寻更高明的追求生命意义和幸福的方式。
3.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包含一些正确见解，但也包含一些错误。
共同体主义可以吸纳自由主义的正确见解，而提供一种更正确、更全面的对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理解。
自由主义正确地指出了国家保护个人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提出了防范国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有效措施——民主法治，但它往往忽视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
人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赖性，个人永远是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中的个人。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或个性，其内心总有他人难以明了的“角落”
。
思想精英尤其是这样的，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其独特的方面，在人类思想史上找不出两个思想完全相同的思想家，正如你在一片森林里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正因为如此，信仰的多元性才是无法消除的。
人们对利益的看法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植根于信仰，信仰又永远是多元的，不是统一的，于是人们对利益的认识也永远不可能是统一的，对利益的追求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和谐的。
换言之，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
对于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往往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所指导的民主法治（以欧美国家为典型）对国家权力在民主国家内部的滥用有较好的防范。
其实，我们不仅必须对国家权力严加防范，对一切集中的巨大权力都必须严加防范。
如今，掌控巨额资本的跨国商业集团（为极少数商业精英所领导）所掌控的权力远远超过中小国家的权力，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民主法治机制能对它们的权力实施很好的监督和控制。
这将同样是危险的。
21世纪我们必须创建全球化的民主法治体系，以便使权力更趋于分散和多元，而不是更趋于集中，从而能使民众和不同行业的精英都能参与对权力的监督。
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一个事实：个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中，完全的隐士已不再是通常意义的人，绝对的个人自主只是康德学派的抽象概念，而不是现实中的个人的本质。
个人的说话能力、思维能力、论辩能力、行动能力都只能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逐渐形成。
个人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协作、交换、交流、竞争甚或斗争而获取利益且实现自我价值。
正因为个人总依赖于他人和共同体，他才必须承担对他人和共同体的责任。
在今日中国，一方面仍不时出现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越界干预和非法干预，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只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尊重他人的权利且对共同体不负责任的人。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走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使人们明白，尊重他人权利是保障自我权利的前提，为共同体承担责任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
自由主义的盛行，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策略处于冲突之中：它们较好地保障了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国际上却置国家利益于国际正义之上，例如，美国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的约束而出兵伊拉克（2003年），不断改进军事技术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迫使其他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也不断增加军费开支。
这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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