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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
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本末，眞不足以謀國也。
」
但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後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舉要言之，約有三項。
如保甲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
方田、靑苗、均輸、市易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裁抑兼幷，上下俱足的社會。
興學校、改科舉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
安石自謂「經術所以經世務」，又勸神宗「為治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處也。
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源，決不是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名的觀念下所能產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
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之頒行。
王氏詩、書、周禮注，稱「三經新義」。
劉靜春謂：「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
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
此二者旣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按：宋學實盡於劉之二語。
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
安石新法，雖為同時反對，其新經義，則雖同時政敵，亦推尊之。
司馬光只謂其「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而已。
劉摯亦謂：「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
」呂陶亦謂：「先儒傳注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
」時國子司業黃隱覬時迎合，欲廢王氏經義，竟大為諸儒所非。
事在元祐年十月。
蓋就大體言，則當時反對新政諸人，固自與安石仍在同一立場也。
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淸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
其實還是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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