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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为“以人为本”
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条件；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经济增长的发展如果不能以人的幸福生活为伦理目的，其发展必将是异化的。
在科技制度、产业制度、市场制度等现代社会基础运行规则的设计上，需要切实突出人的价值中心地位，使“以人为本”
的理念制度化、规则化。
第二，在制度设置中引入风险理念，建构应对风险、灾难的长效机制。
应对灾难与风险的模式主要两种：一是应急式反应；二是体系式反应。
在现代性的脆弱性、风险性仍将长期存在的复杂背景下，不仅要注重对灾难、风险进行应急处置，更应该建立系统的风险应对制度，将风险应对、灾难应对制度化、体系化。
对灾难、风险的制度化、体系化应对，不仅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重要路径，也将为社会团结的可持续建构提供制度保障，保障整体社会生活不因突发性灾难而受到根本影响，保障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风险、灾难与社会团结的辩证关系，建构合理、公开、透明、可监督的风险应对制度。
风险、灾难与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关系是辩证的。
一方面，多难兴邦，风险与灾难会激活人们对社会团结的本体性需要，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正确的风险、灾难应对制度，如果人们的社会责任行动、社会互助行动被现存体系的不完善所伤害，风险与灾难则会成为人们产生反社会、反体系意识的激活因素。
建构合理的风险来临前的预防制度、风险过程中的应对制度，以及风险过后影响的处置制度，增加有关社会救助、社会捐赠等制度的公开性、透明性，无疑是保护人们的社会团结、社会责任意识，避免灾难成为反社会因素的重要前提。
通过建构有针对性的、全面、系统、公开、透明的风险制度，是实现风险、灾难与人的社会团结、社会责任实现良性循环的制度保障。
第四，坚持以发展为核心进行制度创新，全面推进现代性建设。
现代性的根本属性是坚韧的发展性，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科技化、信息化等是当代现代性、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这些方面的全面推进，在整合的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综合提升。
在社会发展与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关系上，一方面，社会团结、社会责任是实现持续、良性发展的主体基础；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建构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础。
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发展为核心的重大成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也就没有我国处置风险、灾难能力的切实提升。
坚持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是复杂现代性条件下提升整体国力、提升整体风险与灾难应对能力的伦理选择。
实现社会团结、社会责任与科学发展的和谐统一，是我们应对复杂现代性的必然历史选择，是发展伦理学的必然选择。
[1][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46页。
[2][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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