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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道德命令，是社会整体存在和人们自身存在对社会成员的双重道德要求、道德命令。
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团结的必然性，现代性的脆弱性、发展性，个体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都从本体论上决定了社会成员、社会主体对社会整体、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帮助、救助的必然性。
在评价论意义上，人们的社会责任状况，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社会成员、社会主体是否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否以社会责任意识引领对社会整体、社会其他成员进行自觉的多样形式的帮助与救助，是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在实践论意义上，对一个共同体而言，社会团结的自觉化、合理化程度越高，其抵御风险、灾难的能力，其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潜力和可能就越大。
（四）制度创新：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伦理构建
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自觉化，离不开社会规则、社会运行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如果说，社会团结、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求真、向善的人类精神、民族精神，那么，社会规则、运行制度则是这种人类精神、民族精神的具体实现与具体规则化。
进行制度创新、建构有机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社会运行规则，是推进、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责任自觉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团结的实现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一个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
从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责任意识，到以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为核心的责任意识，是社会责任转换的总体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府作为社会体系的核心力量承担着重要任务。
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生存环境的复杂性，社会成员素质状态的复杂性，以及人的代际更替性，都决定了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政治权力自觉建构社会团结，推进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团结需要制度保障，社会责任依靠制度推进，制度化、规则化是自觉构建社会团结、社会责任的核心路径。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以经济本身为目的，排斥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
现代制度经济学则从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出发，认为市场本身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平衡与社会公正，重视国家权力在维护社会整体存在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
当代经济学家诺思及政治学家海伍德、罗斯金、阿尔蒙德等认为，国家的重要功能是为社会运动、社会团结提供基本制度保障。
也就是说，从现代国家的功能看，通过体系力量进行制度创新，建构社会团结与社会责任，是现代社会国家功能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国家本身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通过广泛、自觉、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激活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建构自觉、理性的社会团结，是政治社会化、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
国家权力合法化、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意志、政治权力为社会成员接受的过程。
在大灾大难、风险与危机时刻，进行社会动员，激活社会成员的社会团结与社会责任意识，将大大提高社会成员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认同度，实现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民族精神，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对我国而言，现代性的问题性、坚韧性，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所处发展环境的复杂性，都要求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自觉的社会团结、社会责任。
通过制度创新建构社会团结、社会责任，是一种社会存在论的需要，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
在复杂现代性背景下，进行以社会团结为重要目标的制度创新需要我们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建构的根本理念上，切实贯彻“以人为本”
的伦理精神。
在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发展伦理学家看来，在发展与人的关系上，人是目的，发展是手段，以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是“反发展”
，“以人为本”
的发展是符合伦理精神的真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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